广东省首个“婴儿安全岛”1月28日投入使用，春节期间便经历了接收弃婴的高峰。截至2月7日，该“弃婴岛”共收到弃婴33名，这些弃婴均患有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疾病，如唇腭裂、脑瘫、先天性心脏病以及与遗传因素有关的唐氏综合征等，其中两名新生婴儿病情较重，正在医院救治。（2月8日《北京青年报》）

舆论对广东省首设弃婴岛主要持肯定意见，说明人们对弃婴岛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此前，石家庄、西安、南京等地设置弃婴岛曾引发较大争议，有人认为设置弃婴岛是对弃婴行为的变相鼓励。相反的看法是，弃婴大多是残障者或患有严重疾病，否则其父母不会轻易遗弃，在设置弃婴岛之前，弃婴行为比较分散，有了弃婴岛之后，许多弃婴被集中到一个地方来，给人造成弃婴数量骤增的错觉。两种看法角度不同，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弃婴行为难以禁绝的现实情境中，不妨暂时搁置争议，承认设置弃婴岛有助于在弃婴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为被弃婴儿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在此基础上，应探讨如何有效遏制弃婴行为，如何让弃婴岛走出困境。

福利机构设置婴儿岛后面临的困境，首先表现为弃婴数量越来越多，而福利机构的设施、人员、经费等都相对不足，难以承担越来越大的抚养成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公共财政加大对福利机构的投入，最大限度保障福利机构弃婴岛的正常运行。无论是以前弃婴行为比较分散，人们将发现的弃婴送到福利机构，还是现在婴儿父母将孩子送到福利机构设置的弃婴岛，福利机构都有责任对弃婴提供抚养服务，公共财政也都有责任保障福利机构的正常运行。即便现在这笔投入较以往更大，公共财政也没有理由推卸保障责任。

其次，对弃婴行为要依法惩处。我国法律规定，父母应对孩子承担监护职责与抚养义务，遗弃婴儿、儿童均为违法行为，严重者须追究刑责。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弃婴行为，与福利机构设置弃婴岛接收被弃婴儿，为弃婴提供安全保障，两者分别属于两种职能，体现两种价值，相互之间不构成冲突，而可以并行不悖。需要注意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不能要求福利机构予以“配合”，与之搞“联合执法”，也不能要求福利机构提供弃婴者的信息，更不能派员到弃婴岛设防布控，搞“陷阱执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弃婴情节严重者予以严惩，对把婴儿送至弃婴岛的父母则一般有所宽宥，并设有一定时间的缓冲期，允许弃婴后自责、后悔的人领回自己的孩子。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从长远计，需要从夯实医保社保、强制婚检等制度环节入手，一方面加强对家庭抚养残障、严重疾病儿童的国家保障支持，减轻普通家庭抚养残障、重疾儿童的物质负担，弱化他们的弃婴动机；另一方面，应推行全民强制免费婚检，把好优生优育关口，有效降低残障、重疾婴儿出生率。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和社会文明教育，推动形成平等对待、高度关爱残障、重疾儿童的社会氛围，帮助残障、重疾儿童的父母正确认识困难、缓解压力，树立抚养子女的自信，强化作为子女监护人的社会责任。

广东弃婴岛10天接收33名弃婴，这个数字让人欣慰，也让人忧虑。只有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弃婴行为，各地弃婴岛接收的弃婴才会越来越少——假如弃婴岛因无弃婴接收而关门歇业，那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于骞（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