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不准用公款或私款出入歌舞厅、夜总会。”日前，广州市纪委首次发文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将公车停放在高尔夫球场、歌舞厅、夜总会等场所，不得出入私人会所和歌舞厅、夜总会，严禁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等。

广州的“十个严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全”，据称是系统梳理、融汇了近几年来中央、省、市针对领导干部作风监督方面的“不准”“禁令”后，综合提炼形成的；另一个特点是“严”，自掏腰包去歌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也不行，以后官员想带家人去KTV唱歌恐怕是奢念了。

舆论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说，对手握公权的领导干部严一些有利无害，能从源头上防止其犯错误，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当前对官员的诱惑太多太大了，“被迫受贿”也不只是笑话。反对者认为，“十个严禁”终究是“花架子”，难免中看不中用，类似例子俯首即是。况且，官员自费去歌舞厅都被禁止有点不近人情，毕竟官员有血有肉，而不是苦行僧。

舆论的复杂态度折射出地方禁令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八项规定以来，中央禁令频出，效果立竿见影，政风为之一新，让人期待；但另一方面，尽管禁令高悬、处处高压，但顶风作案者大有人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禁令的威信。此背景下，地方版的“十个不准”“十个严禁”等禁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和中央禁令相比，地方禁令多数“看起来很美”，甚至让人“审美疲劳”。

纵观地方禁令，多数是重复党纪国法、重申中央禁令而已，基本都是正确的废话，比如“严禁以权谋私”“严禁公款吃喝”“不准公车私用”等。给人的感觉是，地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不是切实贯彻法律法规及中央禁令，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制定出一些貌似更新更严的规定，至于管不管用倒在其次。致力并满足于制定禁令，并把禁令本身当做政绩，这就是值得警惕的“禁令依赖症”。

广州的“十个严禁”也难逃窠臼，一些说法貌似“高大上”，其实也是重复常识，所谓“最全面”只是自夸而已，再全能全过中央的十几条禁令吗？另外，禁止官员自费去娱乐场所的规定也被质疑“过犹不及”，其效果难以让人乐观。说到底，禁令依赖不是一种真正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须警惕。

摘编自《扬子晚报》5月8日文/陈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