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刑警队抓获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标的盗窃团伙。该团伙借逢年过节之机，潜入县委书记、县长或其他领导干部住所、办公室实施盗窃，且屡屡得手。然而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被盗后，却让刑警将笔录进行了修改——原本100多万的盗窃金额，变成了6040元。（9月1日《法制晚报》）

县委书记被盗，刑警破案做笔录，这是最起码的程序。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县委书记却替小偷“求情”，成为了“包庇犯”，将被盗数额改为几千元。当然，在这起盗窃案中，并不只是正阳县县委书记“包庇”窃贼，还有几位领导干部如出一辙，也自愿将涉案金额主动降低。

表面来看，这些官员的举动可谓奇怪。自己家中失窃，恨不得公安立即破案，抓住盗贼，弥补自己的损失。可是，报道中的被盗官员，却“大公无私”，妄图为小偷“网开一面”，确实令人惊奇。既然被盗，就应该实话实说，只有公安干警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才有助于迅速逮捕盗贼。如果陈述与事实不符的言辞，是为减轻民警工作压力，还是为破案添堵呢？

其实，两个目的，都与事件不搭配。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员“庇护”盗贼，还是出于自我利益考量，并不是为盗贼做打算。正如发生在南京工商局的一起盗窃案，局长办公室被盗后，保安迅速报警，却被单位劝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戏称，“南京浦口工商局的保安，肯定没经过岗前培训，连局长办公室被盗不能报警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别说办公室被盗不报警，就是局长的家被盗，也不能报警。”

不报警，丢失了什么，外界不知道。报警之后，就意味着官员的财产状况被公开，无疑是一条贪腐线索被抓了现行。那么，正阳县县委书记不愿说出自己被盗100余万元的事实，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警方已经掌握了被盗数额，县委书记的“狐狸尾巴”就等于已经露出，如何自保，只能篡改事实，确保自己别成为“小偷反腐”的主角。

早在2011年，就有网站制作过一份《过去10年“小偷反腐”10个著名案例》的表格，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白培中，其妻报案时谎称被抢300万元，但小偷被抓获后，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于是，该案也引发出了小偷具有反腐功能的热议。

如今，正阳县的官员“包庇”小偷案，也具有相似的原因和背景。盗贼热衷于盗窃官员，除了收获颇丰之外，官员不敢声张更是重要原因。说到底，“小偷反腐”是对权力运行制度的一种提醒，如果反贪腐需要小偷“立功”，正说明了当前的监督约束制度存在短板，亟需制度设计予以弥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