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下午，在政协甘肃省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前，省政协委员彭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她准备了文艺界反腐、文化产业金融化和资本化以及建设敦煌影视保税基地等三个提案.彭丹表示，文艺界反腐倡廉，能够让创作环境更干净，预防文艺影视界过于市场化。作为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应当成为传递正能量的生力军，传递反腐倡廉的精神。(1月28日 《兰州晨报》)

彭丹委员提出文艺反腐，无非是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文艺界要出更多正能量的作品，为反腐加油、助力。二是，文艺工作者应从自身做起，坚决拒绝诱惑、抵制腐败，保持文艺圈的健康生态。应该说，在文艺圈涉毒、涉黄丑闻接连发生，艺术过度市场化严重的当下，文艺反腐既有利于文艺界的自我净化，也有助于全社会集聚共识、校正信仰坐标。可谓是正当其时。

但问题是，文艺腐败早已超出了文艺的范围。譬如，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曾出过两本书---《大伦书法作品集》和《岁月如诗》，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净赚3000余万元；2006年至2008年，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更是凭借《神州颂》的50多场全国巡演，成为中国演出频率最高、最能挣钱的“交响乐作曲家”。可见，文艺腐败虽发生在艺术圈，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权力的出轨。

其实，除了“出书腐败”“字画腐败”等艺术与权力的直接勾肩搭背外。权力与艺术的耦合，更大的危害是助长了艺术家的“任性”，让艺术脱离了现实的土壤。试想，整天与习惯“雅贿”的官员在一起挥毫泼墨、纵情山水、大吃大喝，艺术家能够想出什么创意，服务人民、讴歌时代呢？恐怕这也是很多艺术家成名后，却鲜有佳作的重要原因。权力对艺术的污染，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文艺反腐一方面文艺界要做到“打铁自身硬”。通过自我净化，让文艺作品接地气、反映民生、切实帮助百姓解决问题；通过自我创新、自我升华，创造出更多讴歌时代的佳作，为反腐保驾护航。但同时，文艺反腐不能止于文艺界“从我做起”，更需要限制权力向文艺的渗透。唯有限制权力、盯紧权力，给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才能真正让艺术抒发正能量。

前不久，中纪委刊文，领导干部别到艺术家盘里抢肉吃。应该说，这是厘清权力与艺术边界的一个信号。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大多时候权力与艺术的耦合，既看不到直接的利益输送，又有书协、画协等合法交流平台，极具隐蔽性。因此，目前我们要做的不止是喊几句颇具文艺范的口号，而是要用铁的制度、踏石留印的执行，将权力与文艺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