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教师节里向老师“表示”不成为问题，只要给老师写封信，寄张贺卡，打个电话，发条短信，来个问候……都可以算是“表示”了。

但今天，在一些人看来，口头和书面表示已不算真正的“表示”了。因此这一天一般会成为家长和学生挠头的一天：要送什么礼物给老师？是送轻礼还是送厚礼？别人会送什么礼物给老师？……

正像昨天《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报道所说，一边是家长苦恼送不送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不收礼、怎么办，各有各的为难。家长苦恼、老师纠结，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演变成一道令人焦虑的考题。

家长和学生的忧虑来自送不送礼可能招致老师对学生的不同待遇。尤其是中小学生，老师的偏爱或偏不爱，关系到学习成绩，关系到能不能考上好的中学，能不能考上大学。如果说进名校是“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么跟老师搞好关系则是“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助跑线上”。

中国的教师节是30年前设立的。30年来，除了贫困地区之外，教师无论物质待遇还是精神待遇都有所提高。收入的提高，工作的稳定，加上一年有两个假期，使教师成为多数人羡慕的职业，一些人甚至连找配偶都把教师作为条件之一。正因为这样，教师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一门心思要跳出校门，而且一些人还削尖脑袋想挤进校门。

但问题来了：当教师的待遇还不尽如人意时，学生和家长不用操心如何以物质向老师表示尊敬；而当教师的待遇提高之后，学生和家长为什么反而为教师节如何“表示”煞费苦心？

这显然是社会风气带来的价值变轨。多年来，社会流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礼尚往来”风气。这个“礼”的涵义已由过去的“礼貌”“礼节”悄然变成了“礼物”。求人、办事、示好等等，无不以礼物开道；礼物越贵重，道路就越畅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物质定义“敬意”、“好意”和“情义”的价值观念。在某些人眼中，老师也是人，未免也会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左右。

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往往只影响一点，但教师价值观念的改变则会影响一片。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常常关联着三种“意象”：一是韩愈所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二是像辛勤培育花朵那样关爱学生的“园丁”；三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如果教师“三观不正”，那传的将是什么道？授的是什么业？岂非越解越令人迷惑？不合格的“园丁”，培育出来的将不是花，而是草；而变样的“蜡烛”，连自己都点不亮，又如何照亮学生？

当然这只是“如果”。实际上，多数教师并非都以物质定义区分感情，有些时候，父母在教师节前后的纠结，只是由己及人的个人价值纠结，不代表老师的本意。

在教师节前夕，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学生会发起了给老师写三行“情书”的活动。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学生会已收到了数百封写给老师的“情书”。省实老师吴薇薇说：“我收到一大沓情书，这是我从教12年来收到的最特别的礼物。”

面对学生“我在漆黑的夜里摸索着/突然发现/你就是前面的路灯”这样的“情书”，真正的老师，还会苛求其它物质的“表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