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厅官毕国昌自曝“被三亚城管欺负得只剩裤衩”一事再现波澜。12月12日,一则名为《最新视频铁证!扒开毕厅长的丑陋嘴脸!》的文章在网上传开,这篇文章用多段监控视频证实,毕国昌当天在自行车与衣物被城管扣走后,并非如其自述的“虚弱地走到市政府”,而是打车前往市政府,并在过程中回过一趟家。毕国昌就此事回应称,他承认自己说谎,向公众及媒体道歉。(12月13日《西安晚报》) 这则被舆论和媒体标签化为“反转”的新闻,其实顶多算是事件曝出了一些新的信息,远谈不上“反转”。毕竟,它并没有改变城管执法过程中的问题,也即事件的本质没有“反转”。而“反转”说的流行,加之舆论由此所增加的对毕国昌这一维权方式的反感与谴责,所折射出的某些舆论心态倒值得剖析和厘清。 没有人会否认,即便是维权也应该明明白白,一是一二是二。但理想状态下的道德标准和现实行动总难免产生出入。对应到维权事件中,因为对正当维权渠道的不信任,或由于维权者个人品性等差异都会影响到具体的维权方式。但纵然个人“私德有亏”也不意味着在维权上就失去了合法权利,会因而降低公权的过错程度。相较于公权的疏漏,公民道德的不足,理应居于次位。这是批评类似事件的一个价值底线,也即通常所说的“恶猜公权,善待公民”。 因此,这样的事件后续曝光后,人们的第一追问,不应该是谴责维权者的行为有偏差,而是那些针对维权者的监控画面是如何被精心剪辑并被曝光的?因为这样的疑问,已经超出了个案的范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维权者是被公权力“起底”,其所折射出的“报复”心态,或将可能作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个人的行踪可以随意被披露,可能被曝光的又何止是毕国昌?所以,这样的后续曝光,其实令当地相关部门陷入了更大的被动之中。 毕国昌的“裤衩维权”其实颇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只是因为事件一开始就被注入“厅官”的标签,而出现更多的价值纷争。但客观而言,虽然身为前厅官,即便是有夸大乃至“撒谎”的细节,其做法依然未能动用不当的权力资源,更未超出法律的边界。甚至可以说,在那样一种场景之下的毕国昌或也只是放大了自身的弱者立场,拿起了“裤衩维权”的“弱者武器”。退而言之,若其通过私下的“权力沟通”去“摆平”该事,或才是对公共利益的损耗,是最不可取之法。 从正常道德要求和维权方式来看待这样的事件,毕国昌的做法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具体在这样的事件中,若只是一边同情其遭遇,又一边过度地谴责其维权行为,就很可能陷入一种“理中客”的尴尬之中。要看到,这则含有“反转”之意的视频的曝光,本来就预设了一种认知,即让当地城管“难堪”的毕国昌,将同样要遭受舆论的谴责和非议。如此一来,视频曝光的目的无疑就得到了满足。 如果说毕国昌式维权不值得提倡,那么更不应该收获认同和提倡的就是放大维权者的缺陷,甚至为维权者设置隐性的“道德标准”,仿佛私德有亏,就不配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做派。本质上来说,一套正常的维权体系下,普通公民和维权者本无需在维权上“花心思”甚至是“不择手段”。就此而言,毕国昌式维权得以发生,不过还是整个社会对于正常维权渠道信任度不够的一道缩影。而当务之急,三亚相关部门需尽快对这段视频的来龙去脉给出一个明白的说法。(朱昌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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