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巧家爆炸案,现在成了“禁忌”话题。

有媒体报道说,巧家警方多次上门,要求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不要“随便谈论案情”,不要接待媒体的采访。不仅如此,巧家县的大部分机关单位,以及各个居民社区,都被告知不能评论和传播此事,如果消息泄露,公职人员与党员要遭处罚。

一个地方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当地试图封锁信息,这样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防民之口”防到像巧家这种程度,即通过强力来制造全县缄默的局面,确属少见。这与只是禁止公开报道还不同,连人们的私下议论也一并禁止,堪称现代版的“道路以目”。不过,禁止居民谈论爆炸案这件事,被媒体披露了出来,这本身就证明了当地信息防控的失败和欲盖弥彰式的愚蠢。

巧家当地在爆炸案中的表现,可说是一错再错。赵登用被抓到时,当地公安局长拿自己的职务、前程、法律和事实信誓旦旦地担保说,此案就是赵所为。后来,查明赵是被人利用当肉弹,邓德勇、宋朝玉两人被宣布为犯罪嫌疑人。也正是从宣布之日起,巧家当地开始了信息防控措施,而回避、躲闪乃至压制信息,在许多事件中,都被一再证明了其失当和错误。

其实,当地居民评论、传播和议论爆炸案又如何呢?禁止私议的背后,不论是出于掩盖责任还是别的原因,都反映了巧家有关方面的紧张与慌乱。

客观而言,当前人们的言论空间有所扩大,很多事情逐渐脱敏,不能说、不能谈的公共话题范围也正在减少,但社会信息交流和传播并没有实现正常化。

有时候,某个地方的事情在外地得到报道,在本地却万马齐喑,不可谈论甚至不可触碰。有时候,权力与社会仿佛形成某种默契,对一些人与事,可能并无明确禁令,却讳莫如深,主动不去触及。信息传播和言论的此种局面,不仅时常让社会的合法权利落空,更可能让一个社会失去正常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社会的知情权需要得到维护,信息透明公开成为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靠制造神秘、维持信息的秘密状态来进行社会治理,既不合时宜,也不得人心。但是,一些地方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多少进步性,这固然可能是习惯思维使然,主要原因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信奉无事不可为,否则何以能够像巧家当地那样,将屏蔽信息的权力意志贯彻到每家每户。

很多地方怕出事,出了事怕泄漏,被曝光了又千方百计地遮掩隐瞒,防控信息的做法需要依靠对他人制造恐惧和威胁,但其实显示了权力自身的脆弱与恐惧,那么权力到底在恐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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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众更为关心的,已经不是爆炸案本身,而是其幕后原因。当地须用彻底的反思和责任追究来告慰无辜遇难者。

据报道,从邓德勇、宋朝玉被正式宣布为云南巧家爆炸案嫌疑人时起,长时间成为谈资的爆炸案,现在成为“敏感”话题。8月7日,巧家县警方至少3次来到邓德勇家里,叮嘱邓家人不要“随便谈论案情”。8月8日,这个范围扩大到巧家县的各个社区,一名社区成员说,一家一个代表“专门喊我们去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大会”,“主要就是不让说爆炸案与拆迁这个事,如果传出去了,公职人员要遭处罚”。

当初的犯罪嫌疑人赵登用,如今成为受害者;当初官方极力否认爆炸和征地拆迁有关,现在却将“爆炸案与拆迁这个事”连在一起,并下达了“封口令”。可以说,“巧家爆炸案”发生逆转之后,仍有诸多疑点等待澄清。

现在公众更为关心的,已经不是爆炸案元凶本身,而是其幕后根源。有关部门不应仅仅是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了事,更要追查发生此案的幕后,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遗憾的是,至今未见当地政府反思爆炸案和拆迁是否相关,更未见官员因爆炸案被问责的消息,却急于对当事人家属和其他公民下达“封口令”,令人难以接受。

当地最需要做的是彻查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企图用“禁口”来遮掩。种种迹象显示,爆炸案和征地拆迁极有可能存在潜在关联。据报道,“5·10”爆炸案后,邓德勇曾主动向记者介绍当地拆迁存在的问题,如补偿不合理、强制拆迁等,甚至还提供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视频录像;当地村民也说,他曾为宅基地的问题,多次找巧家县国土局和镇政府的干部,“每次都碰一鼻子灰”。

如果这些事实都成立的话,爆炸案很可能涉及征地拆迁,也不能排除有公职人员失职渎职。实际上,当初爆炸案发生时,很多人就指出和拆迁可能存在关联,当地有关部门却坚决否认,而不去做细致调查,这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故意遮掩?一个地方发生如此恶劣的案件,如果不能彻底搞清事实真相,不能展开责任追查,就想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民众显然是不答应的。

当地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公众,这起案件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与征地拆迁有无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当地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无程序违法和补偿不公的情形,有无公职人员存在失职渎职情形,如有的话,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又准备用什么方式来纠正以前的问题。

爆炸案中的遇难者是无辜的,赵登用更是一度蒙冤,当地须用彻底的反思和责任追究来告慰遇难者,否则,即使严惩了爆炸案的罪犯,当地政府受损的公信力也无法恢复。

□杨涛(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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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巧家县委宣传部举办了“5·10”爆炸案通报会。在案情通报会上,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可以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月15日云南网)

笔者看到,杨朝邦以局长“名义和前程”来担保相关结论属实的说法,引起了舆论较大反弹。质疑、监督公共部门和官员是公众的正当权利,有关部门也只有直面公众质疑并通过严密调查来消除公众心中的所有疑团,案件真相才能最终浮出水面。但官员以“前程担保”所发布的调查结论属实,无关调查、取证、分析、总结的查案过程,而只是在后置环节对既有结论表示负责的一个“附件”。

巧家爆炸案,公众和媒体先后提出了一些疑点。这实属正常。因为调查尚在进行之中,连公安机关也尚有一些情况正在求解真相。诚然,公众此前的有些质疑本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为何不及时公布录像?在信息公开方面,除了那些影响破案,可能造成“因细节披露而提供作案教材”、引起当事人家属精神伤害等负面效果的信息,都应及时向特定范围人员公开。

其实,案件调查的方式、过程以及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等破案的具体关节点都是可以质疑的。但杨局长以“前程担保”案件阶段性结论的真实性,已经无关案件具体过程。这种担保本身是否可靠,诚然还应该接受上级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在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还必须接受司法部门的审查,但担保本身并没有错。

按照常识,官员就应该对事关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的言行向公众负责。如果其言行严重失当,理应接受公众批评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换句话说,在主持关乎公共利益的事情时,无论个别官员说不说“以前程担保”的话,他其实都应该是拿前程来担保的。对于这种表态,公众应该喜闻乐见,并期待这种“前程被拿来担保”更多能落到实处。

□何足道(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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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云南巧家召开“5·10”爆炸案通报会。巧家公安局局长杨朝邦称,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月15日《云南信息报》)

截至目前,无论巧家警方出示的赵生前日记,还是留言等记录,抑或是有关其夫妻之间感情不是很好的说法,都完全不足以证明赵登用一定是爆炸案的元凶。看到巧家公安局局长以自己的前程来为赵登用是嫌疑人“背书”时,我不禁笑了。

略知些法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刑事案件上为一个人定罪,决定该人是否犯罪嫌疑人的关键,不是某个官员的个人前程和人格,更不是这位官员的官职,而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没有最为直接的证据,那么就算是相关的材料准备得再充分,所有的一切设想,也只是建立在缺乏证据的推测之上,这样的推测值得怀疑。

平心而论,虽然巧家警方在案发之后召开了几次发布会,并公布了有关赵登用的一些资料性文本,但公众一直疑虑重重。这并非公众不相信巧家警方,而是巧家警方直到现在也拿不出一个能令人心服口服的直接证据,正因为缺乏直接证据,当杨朝邦局长以自己的前程进行所谓的担保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也不妥当。

“5·10”爆炸案给当地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伤害,因此深挖爆炸案发生的原因,揪出元凶极有必要。只有找到真正原因,有关部门才能对这起广受关注的案件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司法判案,讲究的就是一个证据,没有直接证据,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担保都弱不禁风。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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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证据的角度看,巧家爆炸案仍有不少“合理怀疑”尚待排除。质疑者不妨带着问题,给警方留出时间和空间,等待下一次媒体通报和证据披露。

14日,云南巧家县公安局召开“5·10爆炸案”案情通报会,公开爆炸现场监控录像,公布相关证据,并确认赵登用为嫌疑人。

从案发当天“一妇女不满拆迁补偿抱子实施爆炸”传言,到随后警方通报称爆炸案系无关拆迁的赵登用所为,关键信息的落差与有限的信息披露导致了不少怀疑,警方“不便公开”的说辞又加剧了来自公共舆论平台的不信任。这次警方主动通报案情,迈出了舆情应对和危机化解的重要一步。

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是,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甚至用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警方结论的正确。这种个性官员的性情之举不难找到拥趸,但回到个案本身,平复质疑需要充分的证据,而不是某人的承诺,哪怕是用“官帽”来承诺。

从警方公布的视频和证据看,前期被质疑的送水工身份已被证否,有证据表明,赵登用案发时是城市候工者。这说明,网络舆情并非只有基于情绪的质疑,而无客观理性。

但是,警方14日披露的证据材料仍不能解释赵登用的作案动机,及爆炸物来源。赵登用曾在QQ空间里表露过“社会残酷”“要在沉默中爆发”等心情,这些网络空间里的只言片语能否证明赵的“反社会性”,值得考量。客观来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也存在其他可能。

对一宗刑事案,其定案标准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假定赵登用为嫌犯,因他已在爆炸中身亡,此案将不再继续公诉和审判程序。这意味着,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即为本案的结论,对定案标准尤应从严把握。就在半个月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曾强调,民警要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

从证据的角度看,巧家爆炸案仍有不少“合理怀疑”尚待排除。比如赵的亲属就提出质疑:炸药是禁品,赵登用不懂爆破技术,他是如何获得爆炸物并引爆的?赵登用不是被征地拆迁对象,他为何跑去征地补偿协议签约现场实施爆炸?赵登用的双肩包,家人没见过,是哪来的?

从现有信息出发,我们还能提出更多合理怀疑,这些正是警方当前调查工作的核心。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展开的。鉴于警方已明确表示,目前案件正在侦破中。质疑者不妨带着问题,给警方留出时间和空间,等待下一次媒体通报和证据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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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云南巧家召开“5·10”爆炸案通报会。巧家公安局长杨朝邦称,从赵登用本人生前的日记QQ等文字资料,以及其媳妇所写给他的信件来看,可以看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很好。我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月15日 云南网)

以前程来担保,警察在办案时不靠法律,而是靠个人前程来“确定”和证明嫌犯,这种办案的手段可以说很“新颖”,但却给人一种不懂法的感觉。

巧家爆炸案导致4死16伤,社会影响巨大。领导重视,公众关注,警方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当地公安局长拿前程担保赵登用就是犯罪嫌疑人,可以看作是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弹”,目的是证明自己说法的可信。但很可惜的是,恰恰这种说法,不但无法增加公众的信任度,也是不懂法的表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讲究的是证据。公安局长的前程显然不是证据,怎能用来证明嫌疑人就是真的?

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扑朔迷离,先是嫌疑人性别摆了乌龙,有媒体报道称嫌犯为女迁拆户,官方随机否认,称嫌犯是跟拆迁无关的男性。后是嫌犯真假至今仍难以完全确定。

现在警方出示的证据是现场模糊的视频图像,以及之前的QQ聊天、日记的只言片语。但只靠这些来确认嫌疑人还显得不够充分。嫌犯作案的动机、爆炸装置从何而来等,这些关键点若没有证据支持,在嫌疑人的确认上就还存在漏洞和疑问。

办案要看证据而不是赌前程。警方的压力和急于破案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和谨慎,细心搜集证据,认真排查疑点,将疑案办成铁案,而不是把破案当成“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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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当地依法办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案件的性质有信心、有底气,没有其他的利益诉求,告诉公众更多案情,用充分的证据和事实说话,也就能消除质疑。

5月12日,云南巧家县“5·10爆炸案件指挥部”发布最新情况通报,可是,这并未让社会上的质疑声音消失。

据悉,经过公安机关侦查,犯罪嫌疑人赵登用性格孤僻、言行极端、悲观厌世,有报复社会的心理。不过,在媒体报道中,赵登用的个人形象则于此有些不同。比如,赵登用的房东反映,他的精神状态和思维很正常。他的同事、老师也都觉得很意外。

当然,房东等人所言也都是一种参考,其获得的信息也未必全面,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身边人眼中的“好人”,未必不会犯下惊天大案。不过,既然对于案件存在不同的看法,还需要当地政府公布更多案件信息,用更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说服公众,以平息这场舆论风波。

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公众对案件有所质疑,是正常的事情,也是正常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巧家爆炸案从一开始传言的涉征地强拆,到报复社会的个人行为,这一性质转变之大,似乎令很多公众难以接受。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案件发生后几乎很快就在微博上流传,按照信息传播的规律,人们往往更易于相信第一时间获知的信息。

而案件性质的转变,又恰恰与当下最敏感的社会神经相关。因此,在案件定性发生逆转之际,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就超越了案件本身,而是关注当地政府是否有其他考虑,是否试图通过案件性质的改变,而掩盖当地征地拆迁中的矛盾,以及降低案件本身的社会不良效应。

当然,这都是外界的一些猜测。然而,公众的这种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在过去的很多事件中,人们见到了太多地方政府表态前后不一的案例。比如,2008年的襄汾溃坝事件,当地政府一开始将原因归结于“暴雨”,事后证明此说根本是无稽之谈。而在前不久的广西龙江河水污染事件中,地方政府混乱的信息披露不但让当地出现抢水风波,而且也引发了下游省份民众的不安。

民众质疑云南巧家爆炸案,其反映的实质问题是,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很多地方政府公信力不高。原因或者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诚意,甚至不想向公众和上级提供真实信息,或者在于取信于公众的能力严重不足。因而,在很多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即便公布的是事件的真相,也会引发民众的质疑。而地方政府因应突发事件的举止失当,往往又会让事件演变成公共关系危机。

如何防止巧家县爆炸案向公共关系危机的方向演变,当地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巧家县公安部门掌握有现场录像,经过现场勘查、技术勘验等技侦程序,确定谁是爆炸案的主犯,应该不是难事。只要当地是依法办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案件的性质有信心、有底气,没有其他的利益诉求,接下来,应该告诉公众更多案情,用充分的证据和事实说话,也就能消除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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