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十一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紧紧围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突出强调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新举措，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富裕、农村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收入“十连快”。刚刚过去的2013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稳中有进，全国粮食总产迈上1.2万亿斤新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民生有新的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站在新起点，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尖锐；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更加紧迫；让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上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步伐成为当务之急。问题倒逼改革。“三农”发展的诸多难题，依靠改革才能破解；农民群众的新期盼，依靠改革才能实现。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新一轮农村改革，针对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瞄准的目标是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把握的要义是城乡统筹联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一号文件”提出的改革措施既立足当前，也着眼长远，重在为“三农”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当前的农村改革，要啃的都是“硬骨头”，要打的都是“攻坚战”。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鼓励探索创新，坚守底线，试点先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一号文件”吹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集合号，我们要奋发进取，锐意创新，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农业发展上取得新成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取得新进展，迎接“三农”发展新的春天。

今年的一号文件已正式发布，对全年的三农工作进行全面的布置。由于2014年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议的开局年，它的政策走向有风向标作用，所以备受关注。与过去相比，今年的一号文件又释放了哪些新内容？

其一是确保粮食安全，端牢中国人的饭碗。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也是整个文件的基调，诸多内容都在围绕粮食安全方面展开。其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线基本上都是在围绕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展开的，主要背景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粮食需求会更大。我国粮食已实现十连增，但一个尴尬事实却是，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一直在屡创新高。按我国现行的消费人口数量，大约需要30亿亩以上的播种面积才能满足要求，而目前我国只有18亿亩耕地，加上复种只有24亿亩，还需进口6亿亩的粮食。而目前我国的粮价不少已高出国际价格水平，继续提高粮价的空间有限。但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粮食安全的表述更直接、篇幅更大，对不少的粮食安全政策进行了更精准、更公平、更有效的调整。

其二要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我国过去的粮食安全范围比较泛，把大豆也包括进去了，如果算大豆，我国国家粮食自给率突破90%，而原来国家规定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 。其实在FAO（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粮食是不包括大豆的。所以这次提口粮绝对安全，比过去的泛粮食安全更精准。泛粮食安全战略把玉米、大豆等都包括进来，战线拉得太长，农业补贴有点撒胡椒面的感觉，什么都想保，结果是什么都没有保护好。实行“口粮绝对安全”，让那些从事最重要、最基本、我们最离不开的主粮生产的农民真正有动力生产口粮，才能更有效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

其三从单纯的粮食数量安全到数量质量双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一号文件提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倡导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前提下，粮食安全需要做到数量和质量并重。

一直以来，国内农业生产面临化肥农药等各种污染，不仅危及粮食质量安全，也对水资源和土壤等造成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中国对粮食的要求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城市一大半已满足温饱水平的消费者不再是仅关心吃饱，他们还迫切希望吃得安全健康。而目前不断出现的各种食品安全丑闻，让大部分的消费者成了惊弓之鸟。“当前人民的突出愿望便是食品安全”这是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重点强调的，“柴米油盐的安全就是人民的突出愿望”。如何实现在保证“吃饱”的基础上，让百姓能够“吃好”，是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过分追求数量，而开始意识到数量和质量同样重要。就像前些年很多地方片面重视GDP，结果得到“带血的GDP”，或者是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的GDP。同样道理，我国农业过去也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片面追求数量，实际上我国正在从目前的温饱型农业向小康型农业转型，相当一大批人已经脱离了温饱到了小康阶段，对粮食数量已经没有需求了，而是希望吃东西的风险比较低、比较健康。

食物生产的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二者又有矛盾之处，依靠化肥、农药、转基因技术、添加剂、生长剂等技术可以获得产量的迅猛增加，但却会带来更严重的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追求数量与质量的平衡，让消费者既能够满足数量上的安全，也能够满足质量上的安全，应该是未来政策的着重点。

今年的一号文件还对农村金融、农村土地等进行了政策布置，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

郑风田（北京　学者）

这一轮的还权赋能，打开了农业经济的关键闸门，农业生产力释放指日可期。但也要看到，这绝非“三农”问题的终点。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规定，将再一次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大释放。其中的关键在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担保和抵押功能重新赋予农民。

2003年开始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11年前的那一次还权赋能，更多只是针对小范围、小规模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彼时，中国已经加入WTO，世界工厂的红利开始加速释放，海量农民转入城市做工，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恰逢其时。

在那之后，城镇化率从40.5%提高至53.7%，意味着农村人口又减少了近2亿人，农地的大规模集中开始成为可能。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亦首次出现了“职业农民”字样。

不过，种粮好手一直颇多苦水，11年前的《农地承包法》尽管准许转让，却没有提及担保与抵押。换言之，种粮好手更多只能通过自身资金发展，担保和抵押一类的金融杠杆难以撬动，农地规模大为受限，职业农民之路依旧漫长。

这一轮的还权赋能，打开了农业经济的关键闸门，农业生产力释放指日可期。但也要看到，这绝非“三农”问题的终点。

53.7%的城镇化率，距离75%B80%的城镇化率目标，仍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目前留在农村的6.7亿农民中，仍有一半人将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此时，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和农村宅基地的浪费，就成为一对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如何盘活海量宅基地资源，如何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已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组课题。

此前，国土资源部的消息称，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的用地指标将被严控，正是这一对矛盾的现实写照。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的试点，用意就在于从根本上缓解这一矛盾。

如果宅基地的还权赋能工作，不能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离”改革后接力展开，则土地资本化难以推进，农民财产权的落实会受到影响，数亿农民进城的希望也会被拖延。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农民财产权没有落实，城镇化率依旧一路攀升到了53.7%。问题是，如果统计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一数字恐怕会下跌。户籍背后附着的社保、教育、住房等保障功能，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目标最需发力之处。当农民工真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方可达标。

原标题：“三权分离”打开农业经济闸门

农地入市，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无疑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具体体现，是“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之措施保障。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1份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公布。明确，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加快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解决“三农”问题，绕不开土地。现在的土地制度设计，农民并没享有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因此也就无法获得土地出让之后的大部分增值收益。一幅农地通过一翻倒腾，转为工业或城市建设用地之后，市值数十倍上百倍地攀升，可是，这些钱绝大部分并没有落到农民的腰包，征地拆迁也因此成为社会矛盾的渊薮。农地入市，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既确立农民权益，提高农民议价权，又从中获得更多收益，无疑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具体体现，是“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之措施保障。不仅对中国土地市场格局，对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缘于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有关土地政策的任何新变化，都可能带来诸多新问题，需要找到应对之策，及时化解矛盾，避免制造冲突。若其它制度未动，单兵突进推农地入市能否顺畅尚待观察。其一，农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入市交易，需要有明确的产权关系，而农地的产权归属又如何？现行土地产权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集体”又是谁？这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模糊不清、在实际操作过程容易出问题的概念。即使明确为“村集体”，如何避免出现“亿元村官”，保证农地入市的收益更多进入农民口袋，仍是一个现实难题。

其二，农地入市的最优路径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左。按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是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依这个规定，农地入市必须绕一大圈——由政府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然后按照国有土地的批租制度进入市场交易——这和过去有什么区别？雁过之后，还能剩下多少“毛”？既然农地入市之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多拿一点，萧规曹随显然就不合适。不想走老路，就有必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为农地入市荡平机制障碍。

其三，农地直接入市与地方政府征收之后再入市，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归属问题。农村土地转让增值收益让农民拿走，对于吃惯“土地财政”饭的地方政府而言，势必导致财政收入大大缩水，再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甚至影响到政府运作和官员政绩，不习惯、不支持在所难免。按农业部部长透露，农地入市有三个限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这意味着，只要地方政府让农地入市的意愿不足，其手上仍有“法宝”可用。因此，农地入市有必要考虑这个因素，减少入市阻力。

当然，农地入市的障碍或风险远不止这些，还有通过土地交易出现土地垄断、成为资本盛宴、小产权房、楼市崩盘风险等等。农地入市政策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同时也要解决执行过程出现的问题，保障良好初衷化为美好现实。

无论怎么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都不能忽视农户家庭经营这个基本面，这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

城镇化的车轮在带着亿万农民进城就业的同时，也在广袤的田野上写下新的课题——今后的地谁来种？怎么种？近年来，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舆论一直在研讨如何积极应对，基层和群众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破题之策，就是以解决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化解这一历史性课题，涉及中国人未来的吃饭问题，涉及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涉及“四化同步推进”中农业现代化这只轮子谁来推的问题。

那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在哪里？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样描绘——以家庭农户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为此，今年一号文件从四个方面作出部署。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构建这一体系的重要途径，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文件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需要明确，鼓励流转的是经营权，而不是别的什么权。这次文件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是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意在维护农户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开拓发展空间。

文件要求探索建立工商企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金制度，严禁农用地非农化。这就是说，工商企业租赁农地必须从事农业，还得用保障金的形式来防范经营风险可能对农民利益造成的损害。文件特别指出，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强制推动。农民想种自己承包的地，就让他自己种，任何人无权干涉。规模经营应当适度，要与农业人口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社会化水平相适应，而不是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越好。

根据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近年蓬勃兴起的新情况，一号文件顺势而为，在财政补贴、用地指标、金融支持、税收优惠、人员培训等方面，出台了扶持这些主体的系列政策，其中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等政策，都是有力度的举措，必将为新型主体成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它们尽快与作为基础的农户家庭共同构筑立体式的经营结构，使田野上的耕耘主体更加丰富多样。

解决谁来种地，必须解决好谁来服务。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一环，与各类经营主体形成复合型结构。从我国人多地少、农户经营主体数量众多的基本国情农情看，更要注重以扩大服务规模来弥补土地经营规模的不足。近年来每到麦收时节，转战黄河上下、长城内外的机收大军，就显示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巨大威力。一号文件从创新公益性服务手段和创新多元化服务主体两个方面作出了部署。

必须强调的是，从农业生产特性和国际普遍经验看，家庭经营始终是农业生产最基本、最基础的组织形式。新型主体和适度规模经营，应当在农户家庭的土壤上繁衍和发展。同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户家庭无论在主体数量上还是在经营土地的数量上，都仍将占据绝大多数。因此，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坚持家庭经营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

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怎么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都必须坚持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属于农户家庭；在鼓励、支持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户家庭经营这个基本面，这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

中共中央、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即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引发广泛关注。

我们有5000年的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土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儿女，似乎永远不知疲倦，没有劳累，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中国的土地之所以能够持续耕种几千年而不觉劳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民使用的是有机肥。但是，近几十年来，为了使土地增产，我们大量地使用化肥，致使土壤营养结构被破坏，生产力不断下降。同时，大量集中的灌溉时间，也是得一些水浇地盐碱化严重，地力不断下降。重金属污染、地下水过度开采等问题日趋严重。与此相对应的是，，而人口不断增加，土地的压力却日渐加重，大地母亲怎能不堪重负？

草原有轮牧，大海有休渔，土地为什么就不能休息？

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的规定恰如一场及时雨，从制度层面对土地休耕给予规范和设计，以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是为子孙后代留下“良田美竹”的必由之路。

如果我们实行休耕，应该如何对靠土地吃饭的农民进行补偿？如何使他们在休耕期内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活可干？笔者来自农村，曾亲眼目睹过乡亲为多产些粮食将开垦田边地埂，使原本水草丰茂的土地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风吹日晒下，土地不断流失，可谁又忍心对农户们加以苛责？

既要保证休耕的土地不被蚕食，又要保证农民的合法利益，一纸文件是不可能让土地真正休息的。进行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开展有益的探索实施，以及严格的监督和问责制度，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一把泥土，可禁得起多少个不喘息不睡眠的四季？”这句话读之令人警醒，不妨借与诸君共思之。

——四谈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围绕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中央一号文件作出若干新的部署，其中首次提出要“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创新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较大。据有关数据分析，由于对耕地过度索取，近10多年我国基础地力贡献率下降了5%，远不能满足当前农业生产需要；化肥使用量逐年增长，肥效却显著下降，不仅污染了环境，也增加了生产成本。调查还显示，我国有5000万亩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全国因草原退化、建设占用等因素导致草地减少1.6亿亩，具有生态涵养功能的滩涂、沼泽减少10.7%，生态承载问题日益突出。种种迹象表明，许多地方过度开发农业资源、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滥用饲料添加剂、造成地力下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危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痛下决心治理不可的地步。

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央关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一方面，要通过实施深松整地、保护性耕地、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等措施，使地力得以恢复并提升上去；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环境保护，推广节本增效技术，科学使用化肥，减少农药使用，推进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粪便的资源化利用，把过大的资源开发强度、过量使用的投入品、过多的污染物减下来。同时，要狠抓治理，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

实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还必须抓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农业后备资源的保护和建设。不仅要加大政府投入，更要用改革的办法，积极探索，创新方式，着力构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协调联动机制，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和多元投入的投融资机制，确立推动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和考核评价机制，使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让我们把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摆到突出位置，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切实抓紧抓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良田沃土、碧水蓝天。

——二谈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一号文件发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号令，提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深刻领会并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是抓好粮食生产、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重要保证。

粮丰则农稳，农稳则国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尽管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喜迎“十连增”，世界粮食产量也创新高，但决不能因此而麻痹松懈。随着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城镇化加快推进，粮食需求将继续刚性增长。而且，每年全球谷物贸易仅为我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左右，依赖进口保吃饭，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还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面对未来的粮食供需压力，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只有靠我们自己，否则就有可能误大局、误大事。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松弦，既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也要有驾驭全局的战略视野。相比之下，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有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安全保障的范围从过去笼统的粮食概念收缩为谷物和口粮，强调“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另一方面，把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为在开放环境下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了战略布局。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解决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这20个字，相互联系，为确保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措施。接下来，关键要靠各级政府组织各方力量真抓实干。我们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坚决守住耕地数量和质量红线；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际调剂为辅”，为构筑更加稳固牢靠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多上几道保险，确保万无一失。

承载着让13亿人吃饱穿暖的“一号使命”，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经济社会活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做好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工作，把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农业农村延续了持续向好、加快发展的态势。我国粮食产量突破6亿吨，实现了“十连增”；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生产全面发展；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连续四年超过城镇居民，实现了“十连快”；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民生改善有新的进展。“农稳天下安”，农业农村的发展成就为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来之不易的成绩令人欣喜，同时也要坚决防止“十连增”、“十连快”之后对“三农”工作有所忽视、有所放松的倾向。今日之农业绝非离现代化一步之遥，今日之农村远不是处处富足，今日之农民更不是人人无忧。城乡二元体制没有根本破除，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困难增多，粮食供需紧平衡还将加剧，“谁来种地”和“地怎么种”的问题越来越迫切，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制约，解决好这些矛盾问题，惟有全面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过去35年，农业农村发展的辉煌成就得益于改革。今天，我们要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还是要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破除一切束缚农村生产力的不合理限制，保障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放手让农民进一步去闯市场，发挥他们的创业、创新、创造潜力，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大胆探索实践，一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推进机制，促使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努力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以及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农业发展上取得新成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取得新进展。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艰巨、事关全局。既涉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也涉及工农和城乡关系调整，有不少问题复杂而敏感，务必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试点先行，蹚出新路，积累经验；务必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保护好基层的改革积极性与创造性；务必积极而又慎重，坚决而又不蛮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一步一步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谈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决定一只木桶容量的，是最短的那根木板；要提高木桶的容量，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设法加高最短的木板。相对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正像这样的“短板”，成为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深刻阐述了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的紧迫性，并对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出了部署，规划了蓝图。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纵观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从而平稳较快地迈进现代化国家行列。相反，一些国家曾因一度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付出了惨痛代价。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揭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近年来，虽然我国农业现代化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仍远远滞后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进程，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和短板。由于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农业比较效益低，削弱了工业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由于城乡收入消费差距较大，造成农村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国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当务之急是尽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实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

补齐“短板”，需多点着力，纲举目张。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这“三个导向”，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遵循现代化规律，体现时代要求，可谓抓住了矛盾的关节点，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保障国家现代化顺利推进提供了基本遵循。

坚持“三个导向”，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还得靠改革创新。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形成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农业现代化推进机制。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把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引入农业，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只要我们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统筹安排，协力推进，就一定能够补齐“短板”，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更加光明的前景。

2014年的一号文件于1月19日发布，今年的主题是《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这是一号文件连续第11年聚焦于农业。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一号文件自2004年以后关注于三农问题，突显出了农业、农村、农民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位置，特别是在当前人均GDP向1万美元跃进，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最薄弱的环节，更是受到了政府的特别关注。不仅如此，一号文件作为农业工作最重要的指导文件，反映了中央在农村工作的方面的主要方针，更是具体政策形成的基础。

纵观最近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可以大致看到中央三农工作的重点和转移轨迹，更可以管窥未来的发展趋势。2011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的主题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2004和2005年两年的一号文件关注于农民收入提高，这体现了当时三农工作的重点，彼时正值取消农业税的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两千年来第一次不需要交“皇粮”,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当年农民收入增速就超过了城市居民；第二个阶段都是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也是紧紧贴合当时的三农实际，2005年之后进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快时期，农业快速发展带了农村收入迅速提高，农村社会进入了结构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解决农村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2008-2010年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增长缓慢的背景下，提高农民收入就成为当时三农工作的核心；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11年之后一直延伸到当前，近几年中央把农业生产放在了三农工作的第一位，这来源于中央对于当前农业生产状况的判断，和“中国人碗里要装中国粮”的方针。

由此看见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紧紧围绕当前的三农问题发展现状而制定的，11年主题来从农民收入转移到农村建设再到农村收入，最后到农业生产就是这种规律的体现。

今年一号文件主题是推进农业现代化，集中于农业的生产方面，这还是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状况而制定的。2013年粮食生产保持了九连增的良好趋势，但是在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同时，粮食自给率却是连年下降，2013年更是下降到了92%，尤其是进口大豆已经占到了国内市场的80%。而且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在国际农产品价格下降背景下，国内农业生产面临了巨大的压力。而粮食安全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安全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就把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特别是保障粮食安全作为了主要内容。

现实是，一方面要保障农产品供应，碗里装中国粮，另一方面是耕地、水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的限制留给中国农业发展的选择空间并不大，规模化、机械化就成为未来必须要走的路。农业如果要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就要对农业的生产体系、服务体系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因为当前的农业制度是基于家庭规模的经营，在耕地制度、金融制度、经营主体上都不适合规模化的经营。一号文件把这几项工作的作为今年农业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处于这样的认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则是另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涉及到了农产品的进出口、农业补贴、粮食收储还有物流运输等等方面，保证农业竞争力的同时还要提高农民的收入。

不过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变革。

除了上面所提及的要素方面、市场方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农业技术方面的进步，但这却是今年一号文件所没有强调的。中国的土地、水资源都比较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迅速，所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出、降低成本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但是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种子技术，除了水稻稍有领先以外，其他的作物都缺乏核心专利。更加麻烦的是，当前科技创新的环境并不太理想，甚至转基因已经成为了“大众话题”，当前的反转甚至影响到了生物技术的研究。客观地评价这些农业技术发展的新问题，理性地看待生物技术的发展，即使技术推广短期难以实现，也要保证足够的技术储备。不过要实现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期间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做出足够的努力进行大众科普，还需要媒体秉持中立的态度客观报道。

不仅如此，农业生产绝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甚至可以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家庭经营的时代，农业生产在家庭内组织，消费、交换行为都在家庭内实现，土地就成为家庭的基础，所以时至今日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仍然很深厚，更多的农民出于对土地的依恋也不愿意转出土地。而在规模化、机械化的时代，经营规模超出了一个家庭的范围，土地会逐渐回归他的生产要素性质，文化意义的退化必然会给农村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人际之前的关系、亲属之间的感情都会发生新的变化。新的商业关系在部分上逐渐取代原先的血缘关系、乡情，新旧社会纽带之间的冲突会给当前的农村带来相当多的困扰。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新问题，会给中国未来三农问题的前景带来更大的挑战。

这些深层次方面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也无法在几个文件中就能阐明清楚。不过今年的一号文件为三农问题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要搞好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要做到农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不仅要有要素、市场方面的变革，还需要深层次的观念上、社会组织上的变革。

从2004年起，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主题。1月19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1份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要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文件的发布引发了社会热议，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价格过高将补贴低收入者”，更是引发了强烈反响。（1月20日《新京报》）

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关注的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入分析，此举不仅有利于稳定生产，而且有利于民生幸福。

农产品随行就市，价格有高有低。当农产品价格过高时，必然会增加民生支出，特别是低收入消费者的生活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有利于保证低收入消费者的生活。而当农产品价格过低时，必然会挤压农业收入，势必导致生产者利益受损——“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有利于保护生产者的利益，维护生产者的生产信心，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稳定。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比如说针对粮食的最低收购价制度，就为保证种粮农民利益、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产品价格过高将补贴低收入者”，这是应该的。在一般人看来，生产者也会从中受益。但事实上，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十分复杂，并不是说终端价格高了，作为起点的生产者就一定从中受益。许多城市的物价部门，都会在其官网上公布“每日菜价”。对比一下可以看到，不同农贸市场之间，菜价的差距处在“角时代”，只有一角、二角的价差；而一旦对照批发市场，价格差距就进入“元时代”，批发市场的菜价常常只有农贸市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而再到了田间地头，农民出售价常常只是农贸市场售价的零头。菜价是这样，其他农产品也是这样，即使终端价格高了起来，其差价也常常被中间渠道赚了。

这里，并不是说农产品价格过高，生产者一定不会从中受益。而是说确实在很多时候，生产者并没有受益；在更多时候，即使生产者受益了，拿的也是小头，大头被中间环节赚去了。在一些极端的时候，甚至农产品价格上涨了，由于农资、人工等生产成本的上涨，生产者反而亏本，利益反而得不到保证。这时就会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了，消费者多掏钱了，可生产者未得益，大头甚至全部都给中间商鲸吞的格局。

造成农产品价格倒挂现象的根源，还在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生产者缺乏话语权。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进，规模农业的大面积出现，与传统的一家一户生产模式相比，看似生产者有了话语权。但这里的话语权是有限的，市场在事实上还是牢牢把握在中间商手里。这一现实下，当农产品价格过高时，同样应该关注生产者。一旦发现市场价格过高，要迅速启动调查机制，摸清涨价的原因是什么，涨价红利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同时启动应急机制，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减少中间环节及其收费，保证生产者的收益。这些努力最终也能促进价格回归，保证消费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