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官员何以要胳膊肘往外拐2009-04-17按理说，包括央企在内的全中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其出资人是全体国民，资产代理人是国家，企业经理人(国企的老总们)是国民委托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延聘的“管家”。换言之，国企挣了钱，悉数上缴国家，由国家安排用于民生事业和返还企业作再生产投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何以这么多年，却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问题了呢？
节目中，主持人连线了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主持人问王先生：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是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国企上缴利润比例最高才10%，剩下的90%去哪了？王答道：剩下的90%用作企业扩大再生产，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以及其他实实在在的一些需求。
其实作为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忠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简单的道理：只有资产的所有者才有权处置企业的利润，国企经营者作为企业的“管家”，断无“截留”利润擅作他用的权力。也就是说，即便要用一部分利润去扩大再生产，也必须要由所有者(出资人)说了算，由所有者或其代理人从企业上缴的利润中划拨出一块来，交给经营者去执行。这是基本的程序。且不说90%(以上)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即便确实需要划出这么大一块来“用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以及其他实实在在的一些需求”，也必须走“上缴－申报－批准－下拨”这样一个正常程序。
王先生作为国资委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为什么要“胳膊肘往外拐”呢，这很令人费解。国资委全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国资委是央企所有者的代理人，其职能人员理应为“老板”说话，维护“老板”的合法权益才对，怎么能倒过来反客为主地替“管家”代言，屁股怎么反而坐到了国企那一边呢？
所谓“无利不起早”。许多看似费解的事情，其实并不神秘。或许目前的国企“内部人控制”现状(尤其是对钱的控制)，以及各级国资委与所属国企之间的关系状况，必然会产生国资委职能人员不为“老板”谋事，反倒处处设身处地替“管家”着想这么一个怪现象。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考验中枢的政治决策能力和决心。有人建议，将国资委从政府中独立出来，隶属于各级人大。也许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真如此，未必就会有多大改观。我认为，国资委作为国企资产的监督管理者，不应该成为一个绝对的官方机构，应该有民意代表和民间组织参与其中。如此，才可能杜绝国资委“胳膊肘往外拐”的怪现象。
'/>国企利润划入社保基金是合理选择2009-04-17这个节目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这个节目的话题和内容都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国企利润分给谁”，并非那个简单的“谁投资谁受益”的普通市场经济学常识。这个常识在中国，尤其在国企身上无法得到体现，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简单按照这个常识来看问题，热情激愤有余，理性和操作远远不够。
中国改革发展到目前阶段，“国企赚钱分给谁”其实是一个国民怎么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建立惠及全民、合理公平分配和保障制度的问题。不谈这些，国企利润就是上缴了，哪怕是按照投资人最大程度收益权上缴了，和普通国民有什么关系？即使我们不说国企，不谈“谁投资谁收益”这样财务权益常识，就是谈国家财税收入如何支出和分配，也面临这个问题。
一句话，国家不建设国民公平合理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分配保障制度，仅仅谈国企分红，其实和国民毫无关系。
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国民天经地义地拥有国企财权，但若以此来争取相应的财务利益，中国当下却告之无门。因为普通国民通过法律手段，谋取这个看似正当的全民所有权益，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甚至都无法起草诉状。虽然按照《公司法》，一个正常经营的公司长期不给股东分红，又拿不出正当理由，股东是可以告公司的。但除了在二级市场投资买股票成为国企的股东外，哪一个名义上是全部国企股东的国民，可以站出来说，他是某个国企的实际投资人？无法说，因为根本拿不出来法律上的权益凭证。
在中国，国企全民所有的定性也是常识，而且是中国国本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常识。这并不小于“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经济学常识。但这个国本式的定性，没有相应的法规配套，是无法解决国企分红给普通国民的。
要言之，以一个笼统的全民所有概念，来解决“谁投资谁收益”的分红问题，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项制度，可以保证落到每个国民头上。争做这种名义上的投资人，谈国企利润分红和上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考虑到目前大型国有企业在国家层面的收支，是纳入国家预算的。现实一点谈“谁投资谁收益”的分红，只能是在其他制度不能马上建立的情况下，可以以预算的方式，把国企应该上缴的利润划拨到社保基金中。至于上缴的比例，可以参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计算。哪家央企不分，国资委、财政部就应该拿出办法惩罚它们。
这是当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路径。其他方案，在国民可以主张股东实质权益之前，都是不靠谱的。不说也罢。
(作者系独立财经观察人士)
'/>国企利润的去向不能是暧昧的谜2009-04-17不妨借用朱自清先生当年的这句夫子自道，来描摹国民的心理感受———“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一边是三家大国企数以千亿的利润，一边是寒酸的10%上缴比例，换言之，当一些央企在饕餮狂欢的盛筵时，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
据悉，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国企积累的未上缴的利润有几万亿元，试问这些天文数字的利润流向哪里了？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接受采访时称，剩下的90%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以及其他实实在在的一些需求。显然，这一回答过于笼统和暧昧。具体有多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又有多少用于支付改革成本？除此之外的利润具体流向哪里？对此相关部门语焉不详，公众茫然不知。
其实，这些利润还有一项即是自肥。数字显示，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垄断性国企上交给国家的利润是封了顶的，即10%，但其高管收入在今年以前是不封顶的。显然，如果继续坐视央企将大部分利润预留，“央企吃肉，社会喝粥”的现象只会愈演愈烈。
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相比，利润上缴比例最高10%委实太宽松、太敦厚，以至有人戏称国家是“仁慈的君主”。据报道，新加坡国有企业分红主要考虑现金流(即折旧前盈利)，分红水平高的达到盈利的80%-90%，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而且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国有企业要将利润转给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进行支配，或用于公共支出，或用于返还企业，而不是像我们的国企那样直接“扣留”。
是时候该彻底结束“央企吃肉，社会喝粥”了。如何结束？笔者认为，最需要调整的即是目前10%的比例，至于如何调整，则需要把握一个度。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曾提到“红利悖论”———国家少拿了，国家的所有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国家多拿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可能受到影响。显然这就需要把握两者的平衡点，但就当下而言，利润上缴比例最高10%实属过低。当然，调高上缴比例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真正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
一味沉醉于天文数字的狂欢当中，而不去追问国企利润能否惠及于民，数字狂欢终究只是纸上富贵。如果不探究高增长背后的真相，不剖析高增长背后的隐忧，这种高增长假以时日必将流于虚无，因为许多央企的利润是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最关键的是，如果继续容忍央企截留高额利润，就会撕裂民意、造成社会不平。
'/>"央企吃肉社会喝粥"该终结2009-04-172007年国资委颁发规定，结束国企13年不缴红利时代，但上缴比例最高只有10%。这引发热烈讨论：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在利润上如何体现全民所有？(4月16日央视《新闻1+1》)
曾几何时，坊间用“央企吃肉社会喝粥”来表达对一些央企独自发闷财的不满。
这些国企凭借国家的优厚政策和雄厚资金，赚得盆满钵溢，但并未真正回馈社会。
据统计，从1993年到现在，国企未上缴的利润积累了几万亿元，这些利润流向哪里了？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称，剩下的90%用作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支付改革成本及其他需求。这一回答过于笼统，具体有多少用于扩大再生产、支付改革成本？之外的利润具体流向哪里？相关部门语焉不详。
其实，这些利润有重要一项用途即是“自肥”。有数据显示，2005年电力、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如果继续坐视央企将大部分利润预留，“央企吃肉社会喝粥”现象只会愈演愈烈。
在这方面，新加坡国企分红水平高的达到盈利的80%～90%，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国际通行做法是，国企将利润转给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支配，或用于公共支出，或返回企业，而不是像我们国企那样直接“扣留”。
该终结“央企吃肉社会喝粥”了。如何终结？最需要调整的是目前“10%”的比例，借鉴国际做法，确定一个合适比例。当然，调高上缴比例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需加快国企薪酬制度改革，让权责利对等，遏制畸高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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