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媒体报道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借排名向大学敛财的现象，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也说，大学排行榜是一些民间机构的民间行为，教育部从未组织过大学排行榜的活动……

泛滥而且良莠不齐的大学排行榜，着实有太多显而易见的危害，比如说误导家长和考生、孳生“排行榜式腐败”等等，因此，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站出来作上述表态，的确很有必要。不过，教育部的这种“口号式”不支持、不赞成能起多大作用，却值得怀疑。

我们需要追问大学排行榜活动之所以泛滥的原因。事实上，大学排行榜对于那些“中游高校”非常有用，因为它们相比于名校名气不够大，非常需要借助排行榜来提升自己在“第二梯队”中的竞争力，但对于“第一梯队”中诸如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来说，在排行榜中的地位早已奠定根本就不需要所谓排行榜来提振名气，所以我们会看到若名校遭遇“排行榜赞助”问题会义正词严地拒绝，而受到“排行赞助费”困扰的总是那些处于“第二梯队”的高校。

虽说教育部不支持大学排行榜，但在大学事实上的“梯队排行榜”中，它却是不折不扣的组织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由教育部主导的“隐性大学排行榜”才是市场中泛滥的大学排行榜的罪魁祸首。虽说由于历史积淀、自身管理、发展机遇等诸多因素影响，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优胜劣汰式“排行榜”，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应做的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进而防范大学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可是，诸如211工程、985工程等，却在导演着一场场扶优弃劣的排行戏，甚至形形色色的部属高校、共建高校、地方高校等划分，更是对高校的实质性“排名”。

处于某一梯队的高校，若想跻身上一梯队，必然要借助各种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市场上的排行榜对提升高校综合竞争力倒不一定具有实质性的作用，但位次的高低对于同一分数段的“高分学生”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生源质量恰恰是促成大学“梯队升级”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一些处于“第二梯队”的高校之所以明知大学排行榜弊病，但仍愿意“上当受骗”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部若要真正对市场中的大学排行榜活动进行釜底抽薪，首先要改变自己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因追捧名校而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因为这种隐性但对高校更具杀伤力的大学排行榜，是市场上泛滥的大学排行榜得以大行其道的最好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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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排行榜制作者武书连被指收取高校赞助”一事，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5月6日《人民日报》)

新浪网在这条新闻后面有一则“你如何看待大学排行榜”的网友调查，约有四分之三的参与投票者投了反对票，认为大学排名存在暗箱操作以及制作单位向高校拉赞助现象，将极大误导公众。

教育部反对民间排行榜，在我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一旦民间排行榜做出公信力，将冲击教育主管部门现有的行政评价体系。但是那么多网友投了反对票，却出乎我的意料，说明市场经济虽然跌跌撞撞走过30余年历程，但它的理念和作用还不够深入人心，人们对市场的理解依然存在偏差。

当下内地高校的问题确实不少，我看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相对公平合理的市场标准来评价和校正大学的行为，而这样的“市场标准”只有可能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在竞争中产生。如果把排名或类似排名的事情完全交给教育行政部门去做，问题恐怕只会更糟。事实上类似的行政内部的“准排名”并不少，这个重点那个非重点，甚至连申请博士生资格，也闹得一些教授几乎要上街；各式各类大学行政评估更是年年都在举行，乃至“教育部来的小秘书”(实则是从其他高校借用的评估工作人员)也成了大学校长们前呼后拥的对象。但这样的评估，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大学质量，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何也？因为评估标准无须市场检验。

相反，一家民间的教育评估机构要想生存发展下去，而不是只做一锤子买卖的话，它就一定要取得公信力，既得到家长和学生的信任，也得到高校本身的信任。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就一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并且不断修正且践行之。这不是一纸文件就可以让高校乖乖服从的。当它还刚刚成长、还没有取得足够公信力的时候，一些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不买它的账，甚至“客大欺店”是正常现象，而一旦它建立了公信力，名牌大学想不正眼瞧它也不行了。

在世界各地，对企业进行评估、诊断、咨询的机构很多，评价的标准也各各不同，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和会计审计，各类评估机构对企业资质和标准的评估认定等。咨询业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现代服务产业，为什么就不能对高校实行这样的市场排名呢？社会和政府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介入高校研究、咨询和评估工作，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是相反。

有人认为大学排行榜只是商业产品，与排行榜的公益性存在冲突。但将市场与公益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其实不少社会公益都是商业的副产品。每一个市场主体(包括各类评估咨询机构)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千方百计提升自己的服务和产品质量，否则只有被淘汰。越是公平自由的竞争，人们越得到自由自主的选择，以及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社会公益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种政府包办的评估，即使表面上不收费，却也是以纳税人的税收作背后支撑的。而独家包办和垄断的最终结果，则有很大可能导致质次价高和腐败低效。这也是一再被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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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排行榜如此之多，单看排榜人的身份符号以及隐匿其后的商业标签，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大学排行榜业已成为一种赤裸裸的商业运作方式了。

5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该报记者接到一位知情人提供的线索，称成都理工大学曾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作讲座，随后两次给武书连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名次上升，从2004年的116名上升至2007年的92名，此后又逐渐下降至2009年的103名。

如果这样的交易被最终证实，那么在这种媾和中，受误导的必然是不知底细的考生和家长，并会加剧大学之间的恶性竞争，败坏世道人心。

为何大学排行榜能够招摇于世多年？大学排行榜满足了谁的需要？是谁在为大学排行榜摇旗呐喊？

一方面，排行榜背后隐藏着商业推手。大学排行榜如此之多，说白了，排榜人把排行榜当作了发财之道，其实，单看排榜人的身份符号以及隐匿其后的商业标签，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大学排行榜业已成为一种赤裸裸的商业运作方式了。据《市民》杂志调查发现，目前国内的大学排名机构，几乎都不是权威的、公认的评价体系。这些排名机构或者是营利性质的公司，或者是打着研究机构旗号的组织但实为个人，或者是一些让人们搞不清楚头衔的机构。当过度商业化侵袭了排行榜，或者干脆说排行榜从它诞生起就是为了谋利，这样的排行榜何谈公信？

另一方面，一些大学充斥着排名提前的冲动与渴求。按说，一所大学的实力不可能短期内大幅度提高，一所名校的炼成需要精神气质、科研能力等方面的长期涵养，甚至需要几代学人努力，然而总有一些大学急功近利，耐不住寂寞，想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正常的攀越路径行不通或者耗时过长，他们就寻求走“捷径”——花钱买排名。一旦排名上去了，便是看得见的政绩，学校负责人不仅很风光，还能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曾总结道，现有的中国大学排名，问题很多，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评价者缺乏权威性。第二，评价者缺乏公信力。第三，评价者夹杂明显的利益因素。第四，评价指标一刀切。第五，评价标准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这番指陈不是诬陷，而是基于现实的事实判断，当大学排行榜日渐沦陷，其弊端日渐暴露，那些搅乱者最好的方式就是寿终正寝。

回到武书连被指收取高校赞助一事上，笔者期待司法部门及时介入，让那些大发不义之财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同时也不要放过花钱买排名的高校。唯有如此，当事人才可能吸取教训，大学排行榜也才可能被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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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日前对“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受邀到成都理工大学作讲座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成都理工大学为两次讲座给武书连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该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名次上升，从2004年的116名上升至2007年的92名，此后又逐渐下降至2009年的103名。

作为学者的武书连，被各高校邀请去做学术报告，是十分正常的事。但武书连的身份不仅是学者，他还是一个具有学术研究色彩(排行榜制作者这么宣称)和商业色彩(根据排行榜出版发行图书)的排行榜制作负责人。他到作为排行对象的高校去做收费的学术报告，本身就违背了排行榜的独立性要求。

武书连本人曾多次申明：“‘严守中立、三不主义’，保证大学评价客观公正。”所谓“严守中立”，就是“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所大学”。为保证严守中立，武确立了“三不主义”原则，即“不在任何大学兼职，不与任何大学合作，不接受任何在大学工作的人参加课题组”。

不清楚武书连先生是不是把到大学做高收费报告(一场报告收费数万元，相当于一名青年教师一年的工资了)，也排除在“三不”之外，他是否坚持认为，有了这样的行为之后，自己还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在笔者看来，对排行榜制作者以各种方式收取赞助的做法，不能继续停留在谴责制作者不阳光、不公正、唯利是图的水平，或指责办学者好大喜功因而催生排行赞助和作假，以及大学评价体系不科学，而应把这种行为纳入商业贿赂加以治理。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贿赂的一种形式，但又不同于其他贿赂形式。大学排行榜制作过程中赞助费的收取和支出行为已完全“够格”：高校作为“赞助方”，想获得更高的排名，由此在招生、课题申请等方面取得更好的竞争地位；排行榜制作者由于收到赞助，采取修改评价体系、指标，编造数据的方式提供含有水分、虚假的排行榜，误导消费者。

因此，执法部门应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贿赂的罪名，介入调查大学排行榜制作过程中的“赞助交易”，要调查排行榜制作者的收入来源，其与作为排行对象的高校间所发生的活动，方可令排行榜的制作规范有序。执法部门的调查能表明排行榜制作机构的公正、独立，比排行榜制作者的自证清白将有力得多。

与此同时，公立高校的办学经费源自国家投入、学生学费和社会赞助，高校必须向社会完全公布有关经费开支。《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提到，成都理工大学校纪委曾收到过举报信并介入调查，但接受调查的人表示，支付的是“咨询费”，“第一次数额是3万”，“第二次也是几万元”。由于该数额在校长职权可支配范围之内，且无证据表明相关领导从中牟取私利，因此，纪委也未深究。

这表明，高校的财务管理并不透明，如果有透明的财务管理，学校很难在师生监督之下，请排行榜机构负责人做一次报告，就支付几万元“咨询费”的报酬。(作者系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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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5月5日《人民日报》消息说，“大学排行榜制作者武书连被指收取高校赞助”，一点也不奇怪。关于大学排名机构收取咨询费和赞助费的猜测几年前就已存在，还有大学校长主动站出来证实这一潜规则，眼下的新闻只不过让我们对于大学排行榜多了几声唏嘘而已。

有问题，说明需要规范，并不是因此就要一棍子打死。大学排行榜这事儿，还得相信市场的力量，继续靠规范成熟的民间组织来运作。历史上看，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率先推出全美大学排名，许多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大学排行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学评价系统基本也是由民间机构主持，一开始也曾遭到抨击，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竞争，脱颖而出的榜单逐渐有了较为公信的范式。

这是大学排行榜发展的唯一理性之路。因为，如果排名的事情交给一所大学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去做，问题恐怕只会更糟。至于眼下一些“穷斯滥矣”的大学排行榜到处骗吃骗喝，则需要对其运作流程加以规范和监管。

说了这么多，绝非是帮乱象丛生的大学排行榜鸣冤。我认为这些榜单只能由民间组织去做的理由———除了民间组织身份合适之外，最关键的是，这些综合性排行榜本身就很“搞”，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制定好游戏规则，想怎么玩都成，谁也别太当真。著名的2006“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柏林原则”早就明确提出，排名的目的就是“提供市场观点”，没必要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去较真。道理很简单，所谓大学排行榜，就如“孝子排行榜”一样，数据模型建构得再精致，名字本身就暗含硬伤———大学之所以卓尔不凡，恐怕不仅是因为他们有论文、有成果，更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独特精神，有培厚人文气质的底蕴。这恰恰是排行榜“排”不出来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排行榜有失公允或者乱象丛生并不可怕，毕竟这是一个组织或一家机构的问题———真正可怕的是与各色排行榜对应的乱七八糟的评价、评估体系，渐次演变成一种“制度”，左右着大学的人格与发展。从新闻来看，我这个担心不算杞人忧天：2004年开始，成都理工大学的排名进入上升期，校方解释说，这是因为武书连有针对性提出了三项整改建议。正是一系列专项整改，使得学校能够在其排行榜中得分提高。这真是让人诧异，民间排行有什么资格让国字号高校去“专项整改”？联想起复旦大学校长不久前的提醒，“大学很有可能沦为排行榜里的大学”，我们还真不能小视排行榜对高校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污染。

深层次上说，民间排行榜之所以如此风行，话语权如此奇货可居，绝非评价者本身的能量使然，根子还在于高校行政化的体制上。在高校，类似排行榜式的评价评估还少吗？防止大学沦为“排行榜式大学”，绝不是净化排行榜所能解决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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