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个案，但涉案老人的家人或许难辞其咎

何某的作案手段虽然毒辣，作案过程却十分笨拙。比如她将安眠药、敌敌畏勾兑在肉汤里面给老人注射，这样做事后很难不被人发现。还有，她那些作案工具如针头、农药等，竟然都随身携带。那么，在这几起案件中，为什么雇主的家人却从未察觉呢？

那些雇佣保姆的家庭，对老人是否得到合理照顾缺乏感知。正因为老人的家人未尽到责任，这才给了嫌疑人可乘之机。 [详细]

“细思恐极”，国内的家政公司也缺乏规范

目前，国内大多数职业介绍所都处于一种非常原始、初级的经营管理阶段，一张纸、一支笔、一个人，最多外加一台电脑就可以办个职业介绍所。因此，对于上门来找工作的保姆和雇主，根本无法验明他们的身份，对于保姆和雇主是否有过刑事犯罪记录，也是一无所知，这就容易给一些不良人员以可乘之机。这里面不仅包括保姆偷东西、虐待老人儿童的事例，也存在一些雇主对保姆实施强奸、殴打等侵犯保姆人身权利的事例。 [详细]

我们不愿承认，但某种程度上老人似乎成了“包袱”？

子女成家立业，旧的核心家庭被打散，生活的重心也转向抚育下一代，加上双职工工作形态，很多时候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没有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老人身上。有自理能力，老伴健在的老人或许还好，一旦失去其中之一，不但身心重挫，全家也会陷入拿老人怎么办的窘境。 [详细]

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2.12亿，其中15％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如何让老人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大问题。这起极端的个案，折射出家庭养老和养老产业存在着的各种缺失。 [详细]

除此之外，“恐怖保姆”背后的城市之困也值得关注

随着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的推进，人口迁徙流动的程度不断加深，保姆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或缺。许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都必须找保姆来维系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有必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设计出更为符合城市实际的新型互助模式，作为“保姆”制的重要补充。例如借鉴西欧国家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日本的社区居民互助模式等等。既能缓解了居民身上的经济负担，也能让老人体会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爱。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