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周氏兄弟”这个词汇将鲁迅与周作人捆绑在一起予以否定，对于钱锺书来说，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周作人是周作人，鲁迅是鲁迅，尤其是1932年那个时候，“周氏兄弟”早已分道扬镳，周作人的观点，怎么能够代表得了鲁迅呢？何况，即使对鲁迅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钱锺书也不必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既能指名道姓地批评周作人，怎么就不能直截了当地批评鲁迅——那个时候，批评以至于攻击鲁迅的多着呢。

二是用“钱氏父子”这个词汇将钱锺书与他父亲钱基博捆绑在一起，似乎钱基博非议鲁迅，就是钱锺书非议鲁迅。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于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位学者说：“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他还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此书对周作人的一段评价与钱锺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其实，那段话说的是“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而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与他们的观点正好相反。

这些话钱基博分明是说周作人说林语堂的，这位学者引述《大晚报》上署名“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一文，却是专门“论鲁迅”的了：“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然而，诸如此类，能说“钱锺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吗？说“树人颓废”也好，说“树人所著……只见小己愤慨”也罢，暂且都不去管它，就说“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这样的昏话，钱锺书能说得出来吗？难道也“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