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说的“我们”，除了“顶层”，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读法，那就是“改革者”。改革既然有赖于“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那么，“顶层”与“改革者”也无疑是一码事了。

现在的问题是，“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社会多元带来的利益分化，时常令改革者面对‘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的两难。当分歧的根本不在于‘是非’而在于‘取舍’，当矛盾的化解很难再靠觉悟、靠动员，改革就从‘理当如此’的抉择，变为一种你来我往的博弈。”在这段话中，“我们”就被读为“改革者”的。

不知道“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分别指的是什么人。媒体上时有百分之几的人占有百分之大几十的社会财富，百分之大几十的人只有百分之几的社会财富的说法，那数据未经核实，我不想随便加以引用，但袭用“模糊数学”而说“极大多数的人”与“极小部分的人”，恐怕是错不了的。香港新老特首交接之际，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香港直面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里面有一段话说：“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數上升到了0.537，而2001年的水平为0.525。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之間贫富差距的一個指标，取值区间为从0到1。 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水平甚至超过了中国內地贫富差距水平的各种估计数据。”最后这一句，是以中国内地为参照系的，“甚至超过”以及“各种估计数据”中的“甚至”与“估计”之类的措辞，也都相当含蓄且令人深思。说中国内地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应是不争的事实。

坊间有言：屁股决定脑袋。“社会的多元”确实带来“利益分化”，于是就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诸如：要不要压低商品房的价格，要不要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资，要不要限止垄断行业高管的年薪，如此等等，似乎就都有不同的意见。举个例子说，你要缩小收入差距，就有人以“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之类为参照，认为“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都不低，各方面的收入差距不大，“折腾这个干吗”。倘若在“极大多数的人”与“极小部分的人”二者之中，“顶层”或“改革者”都感到因为没有“是非”而难以“取舍”，那么，“深水区”的改革如何深入，改革的“攻坚战”又如何“攻坚”，确实是个问题了。

人哪，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要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