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于每年10月公布获奖作家，年年都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尽管没办法提前知道结果，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乐此不疲地进行猜测。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近日在网站上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项的赔率表。中国作家莫言首次出现在此类名单上，以一赔六点五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赔率为一赔八。而在另一家全球著名的博彩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莫言则以一赔十二排在第二位。对此作家张一一在腾讯微博上发出质疑，称莫言能领跑赔率榜是因为给诺奖资深评委马悦然塞了好处费，昨日下午，莫言在新浪微博上发出声明，表示“对造谣者深恶痛绝”，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专家团队负责计算赔率

在博彩公司Unibet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项赔率表中，中国作家莫言以一赔六点五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赔率为一赔八。接下来是一赔十的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和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莱尼。随后为赔率为一赔十五的作家，他们分别是：加拿大的艾丽丝·门罗、西班牙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美国的菲利普·罗斯和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

而在另一家全球著名的博彩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一赔十的得奖赔率再次成为最热门的候选人，中国作家莫言则以一赔十二排在第二位。此外，中国诗人北岛也以一赔五十的赔率出现在这个名单里。

据博彩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有个三人专家团队负责计算赔率，他们既是文学爱好者也是精算师。选择上榜作家的因素包括要分析读者的反馈和媒体报道，还要从诺贝尔文学评委们的喜好来进行推测。

在诺贝尔各个奖项中，进入博彩行业的通常只有文学奖。而一个作家在赔率表上排名越靠前、赔率越低，就意味着博彩公司认为其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越大。2004年至2006年，立博公司就曾连续三年猜中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近几年，面对着最不可预测的诺贝尔文学奖，赌博网站干得还算不错——赫塔·米勒、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皆曾在开奖前以高赔率上榜，以至于瑞典学院一度放言要挖内鬼，追查泄密者。

诺贝尔奖每年10月揭晓，今年与往年不同的一点是奖金的变化：诺贝尔基金会已于6月宣布，由于面临经济危机，今年的诺贝尔获奖者的奖金将比往年减少20%，即获奖得主的奖金将从以往的1000万瑞典克朗降为800万瑞典克朗（按当前汇率约合人民币770万元）。

张一一称莫言给了评委“好处费”

莫言上榜的消息传开后，在微博上很快便引起“围观”，“围观者”所持态度也各有不同。

许多网友发微博表达了对莫言的支持。“诗人记者袁毅”发微博称：“每年下半年开始，全球文坛、媒体和赌博公司都在猜想并下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会是谁？看到新闻说，今年赔率单已公布。目前赌博公司最看好两位作家：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国作家莫言。他们的作品尽显大家风范，作品尤其具有文本价值和世界影响力。”

也有人对此事表示质疑，8月25日，作家张一一在腾讯微博上表示：“20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赔率高居第一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大伙儿知道‘指鹿为马、道貌岸然、一点儿也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翻译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四个作品收取了多少的好处费吗？”

自榜单公开后一直保持沉默的莫言在受到张一一攻击后，按捺不住愤怒，于昨日下午发布了一条新浪微博作为回应：“针对张一一在其腾讯微博上传播的谣言，本人郑重声明：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

除了对莫言上榜一事发表看法外，也有不少网友对诺奖本身持较为“淡定”的态度。贵州师范大学教师吴忠民发微博表示：“诺文学奖一直就比较非主流，并非独美西方发达国家，障碍在翻译。莫言固然大热，余华也是迟早的事。文学的特殊性，得了诺奖算锦上添花，没得也不用痛心疾首。大文豪没得的多了。”

莫言曾说“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也是中国文人心中一个难以释怀的结。这几年莫言没少传过与诺贝尔奖的“诽闻”，他回答有关如何看待诺奖的提问时，也表露过对这个世界文学第一大奖的“淡然”——“文学奖有时候正好相反，你铆足劲写一本书要获奖，那也不一定。你没有太认真地写，很随意、很放松地写，也许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

“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确实评选出一些很伟大的作家，但是也有的获奖作家如悬花一现，转眼即被遗忘了。”莫言说。“得奖有一百多个作家，现在真正被记住、作品还在流传的作家到底有多少个？每个读者可以想一下。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问题，最好忘掉它。文学跟别的东西不一样，文学的选择性很强，同样一部小说，张三认为是黄金，李四认为是马粪，你不能说认为是马粪的人说的就不对。所以评判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不是听别人说这个作家怎么样，而是找这个作家的书读一两本，你自己肯定会得出结论，这个到底是好作家还是坏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后，此后10年，诺奖均于亚洲作家绝缘。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在近几年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榜上，北岛和村上春树却是常常榜上有名。

这是否也能说明一种观点：连博彩公司都觉得，诺奖该轮到亚洲作家了？记者 姜梦诗

作为本届上海书展上的首场重磅活动，莫言、王安忆、刘震云、毕飞宇4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昨天下午现身“书香中国阅读论坛”。论坛由上海书展组委会主办，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作协、静安区人民政府及本报承办。

置身于上海书展的浩瀚书海，作家们纷纷将心态调整到普通读者模式，抖露出各自的读书生活。不过，即便隐藏得再深，你还是能从他们的“读”当中读出他们的“写”，从他们的个性差异中感觉到某些共同的精神气脉。

莫言—— 书架上书越来越少

几十年前，在山东农村老家，谁家里有《三国演义》，谁家里有《水浒传》，小孩子管谟业的心里都有数。书得来不易，读起来的快感就很强烈。几十年后，笔名“莫言”的他已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过眼、过手的书数不胜数。物极必反，书多了，阅读的快感竟然越来越少，很多书读到一半就被另一本书打断了。“读小说、闲书，最愉快；读有用的书比较痛苦；读不愿意读又必须读的书最痛苦！当人有了选择读物的自由，那真是人的一大解放！”

为了“解放”自己，前几年，莫言决定给书架做减法，现在架上只有100多本书，但“完全可以满足一个人的阅读需求”。在这个极简的书目中，包含了他童年时走家串户借来看的那几部中国古典小说，还有成长过程中始终奉为经典的鲁迅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等。“这些书耐得住重读，我现在享受的就是重读的乐趣。”

作为读者是满意了，但莫言感到自己的作家人格有很深的悲切。在高山般的经典面前，继续写作的意义显得有些含糊。他自忖：“我是不是该放下手中的笔，去做点别的事了？”手中的笔却始终放不下，“明知道这个坎过不去了，还是一次次去迈，这是人的伟大与无奈之处”。

莫言还为自己的笔耕不辍找到了一条更高尚的理由：当陪练。“100个作家中说不定能出一个超越自我、创造经典的作家，那其余99个就算是当陪练了，也挺光荣。我现在的存在价值就是当陪练，激励其他的作家继续写作。”

王安忆—— 真正的阅读依旧奢侈

王安忆记得曾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干校生活中，杨绛向钱钟书提议以后就留在郊区，可以远离人事纷争，钱钟书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我特别能理解钱先生说‘没有书’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王安忆的读书情结非常深。和莫言一样，她的少年时代也很难搜罗到够读的书。很多人问过她写作的缘起，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写作就是因为喜欢阅读”。在读物匮乏的年头，阅读是一种奢侈，不料到了出版繁荣的今天，真正的阅读依旧奢侈。

“一样是作为消遣，人们看电视、电影，上网，很快就能投入，一秒钟也不需要准备，阅读却是对修养有所要求的。”

即便能够理解大众的选择，王安忆还是为一些人不能体会到阅读乐趣而感到惋惜。“如果我读了一个电影的剧本，我是不会去看那部电影的。文字产生于心灵的丰富感觉是难以形容的，电影画面和它们相比就太简单了，完全不能满足我。”

前不久，王安忆在一个偏僻的东欧小镇停留了两天，那里的风光显得贫瘠荒凉，市容环境也并不如人意，可是镇上到处是书店，商业中心里有大书店，街上有很多小书店，图书馆不止一家。“我有一种感觉，这么个地方你不可小视。阅读是消遣，但也是力量，有时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

这种力量，牢固地根植在王安忆的使命感里。她说：“只要有一个人在阅读，写作就是有意义的。哪怕这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刘震云—— 用另个脑袋琢磨书名

在个人简介中直接印上新书推广信息的刘震云，眼下最有倾诉欲的显然不是小说的读法，而是小说名字的读法。《我不是潘金莲》的书名，在记者们面面相觑时，早已拿下了50万册的首印数。

“其实我准备了好几个别的书名，一个叫《严肃》，一个叫《很严肃》，跟出版社提出要改，对方根本不同意，理由是‘把刘震云和潘金莲放在封面上，肯定对书的发行很有好处，绝对不能改’。”他貌似无奈地解释了一番。刘震云说，他向来取不好作品的名字，“大概写作要一个脑袋，取名字要另一个脑袋”。他向来使的是笨办法，按故事发生的地点起了《塔铺》、《新兵连》、《故乡天下黄花》等，按时间起了《温故一九四二》，按主人公名字起了《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每次想起个有点意蕴的名字都很坎坷，《一地鸡毛》和《一句顶一万句》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后来才像小孩子的名字一样，叫着叫着勉强顺当了。

所以，刘震云现在看书不干别的，老爱琢磨别人的书名，企图获得点灵感。有两个书名他最佩服，一个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我一开始以为是女作家写的，‘红’，我以为是个女孩的名字，读了才知道不是”；还有一个是中国作家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像这样宛似神来而又浑然天成的名字，刘震云承认他取不出来。

毕飞宇—— 跳远阅读都有自由感

毕飞宇在南京的家里按照伦敦时间“追”了整个奥运会。毫无疑问，这位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之一是个体育迷。“我特别想谈谈体育。”和其他几位作家不同，毕飞宇滔滔不绝的全然不是文学。

毕飞宇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之家，“我家天井永远是学校操场，有个沙坑，没事就在那里蹦来蹦去”。“蹦”到大学，毕飞宇对跳远事业上了心，为了在校运动会上拿名次，他特地请教了体育系的老乡。从那时起他才知道，每个儿童都无师自通的“蹲踞式”跳远的效果远不如“挺身式”跳远。“为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会选择蹲下来，收起腹部，往前跳远呢，并不一定是人人都懂力学，而是人一种的本能，要把腹部保护起来；‘挺身式’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腹部送在前面，腰在空中第二次发力，跳得更远。”即便在理论上掌握了这个秘密，毕飞宇还是没成跳远冠军。后来有一天，他在电视里看到了“走步式”跳远的奥运名将卡尔·刘易斯跳远的慢镜头，当刘易斯隔着镜头，从空中向他缓缓“跑”来时，毕飞宇惊呆了。

“这时候我忽然感受到了在空中的那种自由感，它不是一点点练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感受中的，是先于经验的。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地享受到。这和成功后的美好感受，和阅读中的体验是一样的。”毕飞宇终于把话圆了过来，只是这个包袱抖得有点远，远得像超过跳远爱好者的他最远到达过的5.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