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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的挑战

未来5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是外部需求萎缩的挑战。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称得上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么，经历了这次危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恐怕要告一段落。首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再平衡与结构调整、金融部门的修复、实体经济活力的重新获得，以及新增长点的发掘，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金融危机之后所产生的财政危机，也会拖累复苏的步伐。2010年的美联储年会后，一份集合了多名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智慧的最新研究认为，后危机时代将有“10年过渡期”。也就是说，始于3年前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颓势还将持续大约7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在面临增长下滑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

这表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萎缩并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会持续较长时间的“新常态”。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十二五”规划的制订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必须要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挑战。过去30年中国增长奇迹值得欢呼，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增长失衡问题非常严重。这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失衡；内外需之间的失衡，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失衡等等。增长失衡问题导致未来中国增长面临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经济赶超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结构失衡以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西欧早期工业化时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亿，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要涵盖13亿人口。这样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将会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形成自然方面的约束。

与此同时，社会方面的约束也在增强。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其一，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在0.46左右，已经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其二，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但考虑到城市隐性补贴以及社保等因素，城乡差距还要大得多。其三，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处于一个逐步下滑的过程。这些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成为扩大内需与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