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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某地一个部门的三名副局长前段时间先后落马。此前，这三名副局长与局长刘某一直不合，去年初，上级纪检部门转给刘某一封举报材料，刘某由此意识到自己办公室被人安装了窃听设备，并推断出主导者为三名副局长，于是提请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有关部门透露，这三名副局长早已被上级纪检部门盯上，“窃听门”事件加速了三人的案发。

三名副局长举报本部门的局长，局长反过来又举报三名副局长，结果局长无恙而三名副局长落马。有评论认为，在这起系列反腐案件中，权力内讧、权力斗争成了一条主线，反腐败成了权力内讧的一种形式和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落马者主要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得罪了人，在权力斗争中出了差错，“更该问一问是谁在反腐、为何反腐、谁被反掉了，然后才能明白这样的反腐风暴究竟是庶民的胜利，还是权力内讧的把戏”，云云。

“哪里是什么反腐败，分明是‘狗咬狗’式的权力斗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罢了……”类似这种对反腐败的认识和评价，近年来颇为流行。在一些论者眼里，反腐败以维护公共利益和法律尊严为出发点，具有无可置疑的社会正义性和道德纯洁性；权力斗争则是权势人物之间或权势集团之间的争斗，大多因争权夺利或分赃不均引起，没有任何正义性和道德价值可言；虽然权力斗争往往也要打出“反腐败”的名号，但后者只是前者的手段和工具。“工具论”还认为，反腐败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今天甲派占了上风，乙派人物被“反”成了腐败分子；明天乙派占了上风，甲派人物也可能被“反”成腐败分子，这样的反腐败终究是不可靠的。

认真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工具论”其实是一种偏见。严格说来，反腐败原本就是“权力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行使法定的权力，对涉嫌腐败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查处、审判，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督、制约和剥夺。因权势人物之间或权势集团之间的争斗而引发权力斗争，只是反腐败斗争展开或深入之后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举报者与被举报者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其举报行为完全是出于公心，办案机关和涉案人员之间也没有利益纠葛，其办案完全是依法行事。“工具论”认为前一种情况只是权力斗争，后一种情况才是反腐败，而实际上，如前所述，这两种情况都是权力斗争，也都是实打实的反腐败。

“工具论”之所以非议“反腐败成权力斗争”，主要是认为一个部门的局长和副局长“内讧”之类的权力斗争“动机不纯”，若视之为反腐败，将有损反腐败斗争的声誉。这就陷入了“动机决定论”的窠臼。对于反腐败，显然更应当重视的是结果，而不是参与者的动机。一个普通公民举报一个涉嫌腐败的官员，可能是因为该官员侵害了他的利益，也可能不是。同理，一个官员举报另一个官员，可能是因为后者危害到了前者的利益，也可能不是。无论是哪种情况，举报者都是在以实际行动参与反腐败。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反贪部门、司法机关要充分利用投诉举报、检举揭发等渠道发现线索、扩充信息，权势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往往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中国的反腐败如此，法治发达国家的反腐败也是如此。你可以说权力斗争利用了反腐败的名义，反腐败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同样，你也可以说反腐败利用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权力斗争成了反腐败的“工具”。反腐败与权力斗争互为“工具”，只要反腐败能从中取得实际的成效，有什么不好的呢？

毋庸讳言，反腐败的线索或突破性进展如果起源于局长和副局长“内讧”式的权力斗争，这样的反腐败难免带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大量事实表明，举报者完全出于公心而非私怨，办案机关严格秉公执法、公正司法，这样的反腐败未尝就没有“偶然性”。反腐败要从一个个具体的线索入手，从一件件具体的案子查起，谁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将所有贪腐分子一网打尽。关键是要不断完善程序，严格依法办案，即便举报者是为了牟取私利、发泄私愤而举报，权力内讧者是为了打击对手而发难，但只要进入反腐败的程序，就应当严格按照反腐败的逻辑和法律的规定予以查处，而不必过多考虑举报者和权力内讧者的真实动机，不能因为举报者、揭发者有“动机不纯”之嫌，就对他们提供的线索和材料视而不见、弃之不用。

以权势者“内讧”式的权力斗争动机不纯、缺乏正义性和道德价值为由，否认权力斗争在反腐败中的现实作用，是一种典型的“观念洁癖”。权力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权力斗争可为反腐败所“利用”之处也是客观存在的，反腐败如果固守“观念洁癖”，一概拒绝“利用”权力斗争，并不能增加反腐败的正义性和道德价值，反而很可能削弱反腐败的实效，甚至令亲者痛仇者快，最终对反腐败有害无益。这一点不能不慎思明辨。于骞（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