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助是这两年让国人过于纠结的一件事。一提到慈善，很多人就盯上了富人、名人的钱袋子，捐与不捐，捐多还是捐少，承诺捐与事后被证实为诈捐，某种程度上，都直接上升到了道德品质的层面。“让少数有钱人回报社会”，也近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民间慈善理念。

是以，在闹得满城风雨的“巴比”慈善晚宴背后，人们似乎也在等待着一场曝光的好戏上演：哪个富豪到会了，哪个富豪受邀了却又最终拒绝赴宴。受邀的富豪名单历历在目，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在巴比二人苦心传播的财富伦理及慈善文化价值，而更似陷入了一种充斥着情绪的财富道德挞伐。

与这些情绪化的表达相比，巴比晚宴的外场倒是颇有让人亮眼之处。在巴菲特和盖茨的富豪慈善晚宴备受关注的同时，另一个平民晚宴也向两位世界超级富豪发出邀请。几个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由职业者，有感于“巴比”的富豪晚宴活动，在各大网络论坛发帖，发起了一场平民慈善宴，他们认为平民才是中国慈善的脊梁。（9月29日《新京报》）

慈善并非只是富豪的事，民众也不能仅仅是慈善的受众。实际上，民间慈善才是慈善文化传播的根基和主体，这在国外早就达成一种共识。在中国，其实也并不乏这样的平民慈善传统，比如，国人自古就崇尚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民间文化，这实际上正是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平民慈善的雏形。只是，由于社会财富积累程度及慈善机制、信用等原因，我们的平民慈善往往仅停留在献爱心的层面，却没有从根本上形成一种能够高度融合于社会的大众文化与民间传统。这一点，从国内的慈善捐款长期以来仅有10%来自普通百姓便可窥知。

富豪慈善也遭遇着与平民慈善相同的困境。在富人慈善领域，同样也面临着慈善文化、环境、慈善信用、法律保障等问题，这大概也正是部分中国富豪拒绝“巴比盛宴”邀请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却不能由此将之上升于道德的问题。任何时候，慈善都是一种强调自愿的文化，谁也没有权利强迫富豪们必须捐出自己的财产，或者必须参加慈善聚会去帮助穷人。

但是，任何一位公民却都有权利去关心，富豪们究竟怎样看待财富，以及怎样处理财富与社会的关系。他们的回答很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同时也必将向平民慈善传播一种具有示范效应的财富使用及慈善文化价值，并最终对社会的道德和慈善信心形成辐射效应，由此引领一种普世的慈善文化价值，在整个社会生根发芽。

富豪慈善与平民慈善并非一个硬币孤立的两面，两者之间本不该存在某种断裂。良好的财富文化一直都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富豪慈善遭遇平民慈善，实际上也是多元文化思想不断冲击、碰撞，产生共同价值火花的过程。绵延于整个社会的慈善文化，也正需要通过这样的文化载体，传播一种良好的财富文化心态，从而在财富认知与慈善理念的心态、理念和判断上达成共识。当富豪与平民通过这种共识连为一体时，慈善文化才能最终形成一种普世的社会价值，从而让整个社会都通过这种财富责任与价值伦理，打通慈善文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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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富豪们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享受”如此集中的注视和密集的品评。前不久，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宣布将于本月底来华，并邀请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然而据媒体报道，不少富豪将之视为一场劝捐的“鸿门宴”而避之不及，这背后所折射的中美两国的慈善理念、制度和现实环境的差异值得深思。（《理财周刊》9月16日）

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个在商界被奉之为“神”的人物，如今在慈善领域也享受着相同的殊荣——有关即将到来的“巴比”之行所引发的猜想，越来越倾向于一个统一的声音，即中国富豪们唯恐“被慈善”而拒绝邀请。一场由美国富翁组织的晚宴已经演变成衡量中国富豪道德指标的标尺，舆论对中国富豪的批判再一次如暴风骤雨般袭来。

“仇富”，在当今中国，是最容易让民意沸腾的词语。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贫富差距悬殊，中国富商们总是被置于道德的审判席上，即便是那些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富商，也逃不了“炒作”或“别有用心”的恶意揣度。“中国首善”陈光标是第一个高调响应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企业家。在写给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但这条消息立即遭到网友质疑：“这么高调是炒作吧？”、“他有什么目的？”……

好心被当做驴肝肺，这是富商的尴尬，也是整个社会的尴尬。《华尔街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做富人的难处》的文章，文中牛根生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富商的集体现状。早在2005年，牛根生便将其拥有的市值达40亿港元的股份全部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成为全球企业家“裸捐”第一人，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由企业家出资创立的慈善基金会。曹德旺、陈发树和陈光标等中国富豪们，也都公开表态要捐赠自己的高额资产用于公益慈善。

根据《2010胡润慈善榜》公布的数据：与2004年相比，在100名慈善家榜单中，前50人的慈善捐赠额度增长了8倍，过去一年的捐赠额度高达72亿元，平均捐赠额比去年提高了85%。尽管这一数字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与愤世嫉俗相比，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我国目前的慈善环境，才有助于慈善事业的真正发展。

据报道，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曾提出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却迟迟无法实现，到目前为止，国内民营企业家捐赠股份建立慈善基金尚无成功先例。近期被媒体炒得火热的“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挂靠关系也将于年底结束，身份地位不清不楚的尴尬或将让“壹基金”面临中断的困境。目前国内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要求新成立的慈善机构必须挂靠在主管部门之下，而许多慈善机构因为找不到“婆家”，所以不得不长期处于地下运作状态。

另外，我国目前有关税收鼓励慈善事业的政策中，以投资形式介入慈善事业却享受不到多少税收优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慈善免税的激励作用。相反，在美国税费政策的规定中，遗产税率的比例一般为45%~55%，但若将遗产捐赠则可以免交包括联邦遗产税、赠与税、继承税等一切税费。面对如此“苛捐杂税”，不少美国富人在“将财富传给子女，但一大半财富要被充公”和“将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免税还能留个美名”之间选择了后者。

虽然中国自孔子以来，就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宣扬仁爱大义和济世情怀，但毕竟现代慈善事业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因此，呼吁与慈善相关的鼓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健全，或许是比起“谁没来参加晚宴”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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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每年究竟应该拿出多少钱来做慈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的看法是，企业每年拿出净利润的1%做慈善就足矣。而“中国首善”陈光标则认为，“1%实在太少啦！”日前，陈光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一家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来说，每年的捐赠净利润10%到20%应该是底线。

每年捐净利润的20%对陈光标可能不算什么。近年来，陈光标每年的捐赠一般都在企业净利润的50%左右。去年，他的企业净利润是4.1亿，捐出去3.1亿多，捐出了企业净利润的76%。这使他在去年获得了“中国首善”的社会声誉。不久前，作为对盖茨和巴菲特邀请的回应，陈光标又宣布了“裸捐”。陈光标对慈善的热情和对待财富的态度，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大善人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其“企业每年捐赠净利润10%-20%”的观点，还是有些不合常识。

从事慈善、捐赠多少从来都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觉。只要财富的来源合法而且正当，每年企业或富人捐多少钱都是他们的权利。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无法给企业制定捐赠的标准。因此，也无法讨论企业每年捐多少钱才是合适的。

另外，在这场社会慈善大讨论中，相信大多数公众和富人都明白了财富的社会属性。不过，很多人或许忽视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是私人企业，有更多的企业股份构成很复杂，还有不少企业是上市公司，因而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企业搞慈善”和“企业家搞慈善”之间的区别。

因为企业的性质不同，也就决定了企业从事慈善的情况很复杂。对于那些股本构成单一的私人企业来说，企业搞慈善和企业家搞慈善就是一体的。如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是属于陈光标的，陈光标每年想捐多少就捐多少，在企业内部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但是，只要一家企业股本构成不再单纯，那么，企业每年要捐多少钱就要经过很复杂的审核程序，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才行。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问题或许更加复杂，如果大股东每年拿出10%-20%的净利润搞慈善，那么中小股东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么这就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另外，国有企业如果每年拿出巨额利润做慈善，恐怕也不是管理层所能决定的。

事实上，这些情况也将考验未来的陈光标。陈光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希望将来中国人像买王老吉一样买他的股票。显然，他还是希望将公司运作上市的。届时其掌控下的上市公司每年净利润又会捐多少呢？如果，还像现在这样每年把净利润的50%都捐出去，那么这是否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股民又会不会用脚投票？

富人或企业家搞慈善不等于企业搞慈善。比尔·盖茨搞慈善不是微软在搞慈善，盖茨用的不是微软的钱，而是其个人的财富。也正是这样很少有人会把盖茨做的善事，算到微软的头上。如果企业和企业家搞慈善掰扯不清，那么，慈善必然会成为谋求企业利益的敲门砖。功利主义的路径，其实正是当前国内很多慈善家的道德“原罪”。

慈善不是企业公关的手段，不是企业通往更多赢利的方便法门。中国的慈善事业不但需要专业精神，而且也需要更加明晰的职业伦理，无疑，企业家搞慈善和企业搞慈善以及企业利益之间切割得越清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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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比尔·盖茨及巴菲特即将来中国劝富豪做慈善，使得慈善成为富豪圈热门话题。让记者有些意外的是，曾在日前被胡润大赞“最乐善好施”的福建富豪却对即将举行的慈善晚宴反应冷淡。截至目前，曹德旺是记者所知唯一一位明确表示要参加慈善晚宴的福建富豪。（9月20日《海峡导报》）

福建富豪冷对“巴比慈善晚宴”看上去不正常，实际却不见得。比方，福建首富、新华都老板陈发树举行新闻发布会，声称欲将自己总计价值83亿元的个人证券资产捐献给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但今年7月份却被媒体报道，真正到账的只有1.6亿元！此事之后没有了下文，“1.6亿元”的原因也不了了之，然而，惹得一身不是的“慈善门”却颇让人尴尬。看来，慈善还是低调点好。

与中国富豪的低调态度不同，欧洲的富豪们和媒体并不买巴菲特的账，他们普遍反感这种美国式的炫富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经济衰退促使美国富人寻求新的地位象征。英国《卫报》称，这样的慈善捐款无形中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税收。税收是用之于全民，而这些富豪们的行为仅帮助了少部分穷人，却让多数人丧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德国汉堡船运巨头彼得·克雷默表示，富豪捐身家承诺等于将应该缴税的钱捐出去，令富人凌驾于国家之上，影响公众利益。这也许就是“巴比”等首先来印度、中国办“慈善晚宴”的主因之一。

事实上，美国富豪之所以乐捐，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慈善文化和健全的慈善制度很健，当然，还有税收制度的推动。而在中国，尚没有这样成熟的环境。所以，尽管我们都希望富人们会越来越慈善，但盖茨们的“美式慈善”却是不适合我们的，富豪们不买账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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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慈善不是道德武器》

盖茨巴菲特中国劝捐之行已敲定行程，正在媒体纷纷猜测国内各大富豪将如何反应之际，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率先行动，在写给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宣布将在身后捐出全部财产；同时他还在信中透露，近些年来，他的企业每年都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捐作善款；报道此事的媒体因而将他称为“道德模范”。

然而，在公开信发表之后的访谈中，我们却听到了一些离奇高论，陈光标说，未来十几年中，多数富豪将向富二代移交财产，而这些富二代多数是只知享乐的败家子，是国家的“高消费品”，他似乎在暗示，鼓励富豪们慷慨捐献，就是为了避免财富被这些败家子所糟蹋，进而他又主张，如果富豪们不肯捐，国家就应征收遗产税和高消费税。

慈善热情和慷慨捐赠是值得赞赏和尊重的，但它们不应被用作道德挞伐的武器，更不应被用来支持国家通过高额赋税没收私人财产的主张；不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富豪未必就是守财奴，和慈善活动一样，盈利性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同样可以惠及他人，只是途径的不同，就效果而言，盈利性活动对惠及他人的程度未必低于慈善活动，考虑到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前者的效果更容易被证实。

因此，通过盈利性企业还是慈善机构来增进人类福祉，这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高下之分，而把私人财富交给国家来经营，则更谈不上高明。所以，富豪是否参与慈善事业，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与道德无涉，道德是旨在避免人际冲突的行为规范，而拒绝捐献并不会带来冲突。

如果我们回到传统社会，或许确能在慈善和道德之间扯上关系；在古代，许多社会的习惯法中，家族成员负有接济孤寡的责任，这是慈善传统的渊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内部的保险机制，有些家族还为此设立公共基金；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上溯至部落时代近亲男性的合作狩猎团队，接济孤寡的责任显然可以加强团队的互惠合作关系。

中古之后，慈善传统开始向两个方向分化，一方面，城市行会组织模仿家族为其成员提供保险性质的慈善救济，这可以强化行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教会越来越多的向公众提供开放性的慈善救济服务，作为其树立价值感召力和吸引教众的一种方式；最后，随着市场化变迁和现代流动性大社会的发展，行会组织瓦解，同时原本附属于教会的慈善组织日益世俗化，两种慈善形式逐渐合流为现代慈善事业。

所以，在现代社会，慈善行为已不再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所背负的习惯法责任，或作为行会成员而履行的组织义务，通常也不是作为宗教信徒而被其所上帝赋予的使命，它已成为个人基于其价值观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他对运用财富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途径的效果做出评估后所做出的个人判断，因而，旁人对它的评判也只能基于个人价值取向而非作为社会共同规范的道德标准。

盖茨巴菲特中国之行，若将重点放在介绍他们多年从事慈善活动的经验，并分享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把它变成一次劝捐大会，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地位憋屈，民间投资严重不足，而慈善组织又缺乏发育，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捐献恐怕不会有好的效果，私人资本留在实业领域或许更有机会增进国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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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央视专访时透露，他所创立的“壹基金”面临可能中断的命运。他说：“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但是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保证，做“壹基金”这样的尝试，就有可能面临中断。

其实，“壹基金”可能中断，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壹基金”在成立之初被动选择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已为今天可能的“停盘”埋下了伏笔。2004年末，李连杰亲身遭遇东南亚海啸，其后他决定回国做慈善。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个由民间发起、遵循市场规律、跟国际接轨的慈善机构。但在研究了相关法规后，他发现，在现有政策环境下，民间发起公募基金几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

因此，这个著名的“壹基金”，全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开户行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只有收款人中有“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字眼。也就是说，“壹基金”从来都不具有独立身份，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个专项募款计划；基金本身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也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只在中国红十字总会账户下单列了一个科目。

“壹基金”遭遇的尴尬，绝非个案。审视一下世界慈善史，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慈善有着远比“国办”慈善事业悠久的历史，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汉唐还是晚近，中国的慈善事业基本上都可以定义为“非官方和民间的”。但在时下的中国，长期以来，政府的官办慈善机构，如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慈善总会，以及官办的公益基金，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广大民间的慈善组织，在注册困难、成立无望的情况下，只能挂靠在官办机构，或者长期游离在官办的慈善组织之外。

这样由官方来垄断慈善资源的制度逻辑，使我国的慈善环境一直呈现扭曲状态：一方面，中国贫瘠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频繁天灾使基层民众呈现出对慈善的极度渴求；另一方面，大量民间慈善机构由于缺乏合法身份，长期被拒于主流的慈善体系之外。完全官办的慈善模式抑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成长，也导致中国日常慈善事业，从融资到运行，都长期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中国慈善机构的成立门槛之高和审批过程的繁杂严格，令人叹为观止。比如，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而根据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成立社会团体，需面对非常严格的准入程序，经过复杂而严格的审批。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民间基金被批准成立，需要非常非常好的运气，而大量民间慈善机构缺乏这样的运气。

正是这种人为设置的种种制度障碍和门槛，令很多有志于从事慈善事业的力量要么放弃，要么委身于官办机构。而在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很多挂靠的民间慈善机构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慈善事业，极大打击了这些机构从事慈善的积极性。李连杰的“壹基金”要停摆，李连杰感叹自己是真孙子，真真切切折射出民间机构在中国开展慈善的身份尴尬。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慈善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中国以64名富豪人数，仅居美国之后排名全球第二。中国百万富翁的人数已经以47.7万人位列全球第四，亿万富豪的数量在百人以上。然而，和全球第一财富大国美国在慈善方面的数据比较，中国的情形却颇令人尴尬：美国慈善捐助总数量世界第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最高。数据显示，美国慈善捐助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而中国2009年全国收到捐赠总计332亿元，占GDP的比例不到可怜的0.1%。如果看人均，美国人均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

数字后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显而易见，过高的门槛的确阻止了更多人释放自己的爱心。

频繁的灾害使得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通道，民间慈善热情高涨，从制度上松绑民间慈善组织，让慈善回归民间，已成摆在制度面前极为迫切的事情。当前需立即做的是，必须降低民间慈善机构成立的门槛，废除诸多繁杂而无用的审批程序。

我们相信，如李连杰“壹基金”这样的遭遇会越来越少。毕竟，对于一个制度而言，阻止人们释放善意，即是在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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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心目中逐渐成为理想NGO的榜样和先锋的时候，壹基金的创立者、著名电影明星李连杰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采访时透露，该慈善计划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壹基金存在中断的可能。

壹基金的生存危机，不是来源于善款的募集，而是来源于身份的合法性和生存的环境。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问题。因为在中国，只有公募基金有权向公众募捐，而非公募基金没有这样的权力。于是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签下三年合约，作为私募基金的壹基金挂靠在有公募资格的中国红十字会名下，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做公募基金会的项目。媒体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国内首次尝试的一种公益模式”，但我们知道，这种模式与其说是创造性和尝试新的做法，不如说是无奈之下的变通或者屈服。

按照李连杰的话说，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但是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这在和他人的合作中会带来很多问题。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固然不能说壹基金就是中国最为理想的民间慈善组织模式，甚至不能说它是一种正常的模式。但是，从它的发展轨迹和命运为窗口，能够明显看到中国民间慈善发展困境。壹基金面临的发展危机也就是在说明，哪怕你能够以夹缝中求生存的方式突破起步时的藩篱，也无法正常地长大、长结实，进入良性的自我运转轨道。

同中国其他的草根NGO相比，壹基金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个特例。一方面，极具号召力的公众明星、公开透明的资金管理，严格的行事流程、高效运转的职业化团队，以及有别于传统的慈善理念，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良好的社会信誉，另一方面，它以民间与官方合作的探索者方式出现，被社会寄予民间慈善突破性发展的强烈期望。而如今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所代表的官方和民间的严格区分面前，这两者都显得极其脆弱，随时可能戛然而止。

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壹基金无论中断与否，它都永远是一个特例。即便它的外表看起来已经与西方国家相对成熟运作相差无几，但骨子里更像是“网开一面”的特事特办，即便是它已经对中国的慈善环境有了非常现实主义的认知和行动，也无法完全打开民间公益组织独立成长的空间。因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制度环境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壹基金的声名鹊起而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要它们还要被时时纳入官方轨道，成为官方组织的附属，民间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问题就不可能有技术化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

我们并不是要否认官方公益组织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是慈善两种样式的生长，任何一个有意于慈善的公民都应当有选择的权利。它意味着，社会需要通过这样的选择，在捐赠者与公益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有着良好信誉且便利的善款循环网络。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民间能量的释放就永远是随机的、冲动的，既没有牢固的理念作支撑，也无法脱离现实的利益考量。近一段时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在中国富豪群体中的别样遭遇，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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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果真是个不甘于寂寞度晚年的老者，到底从传说中的豪华小岛走出来了，携着好拍档巴菲特，要来中国，向中国的超级富豪游说给予的艺术。

一场晚宴倒像是鸿门宴，还广撒英雄帖，虽主动响应者寥寥，不过有神通广大的记者队伍一遍遍发问，总时不时地曝出哪个名人沉默不回应，又或者哪个巨商要赶会场，不得闲。一时间，本应财富要人云集的盛会倒显得有些尴尬了。张罗者对外说，不过是私人聚会，怎么会劝捐，参会者名单人数都要保密，只为结交朋友，探讨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会给中国富豪带来捐赠压力。

这恐怕都怪世界首富盖茨不太懂得中国的规矩，你这样高调地先讲出来，我去了不管捐与不捐都不妥了。你想，捐了也好像被迫捐出去一样，被教导一番才铁公鸡拔毛，掏了钱也窝囊。拒绝了更不妥，好像是怕捐款。再说，在场都是顶级富豪，捐的多与少又会被人拿去比较。这样一闹不在乎钱的也要在乎这个面子，何况都是有身份的人，有时候面子比钱要紧。

当然凡事都有个例外，陈光标算一例。他高调地发了一封公开信，愿意自己离开人世时，将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他说，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若果真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这个社会渴望着能“可耻一下”的人多了去了。

例外终究还是例外，陈光标四十来岁，算是改革开放中捞了金的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淘金人正值中年，也是蒸蒸日上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报道中说，30年前中国才开始经济改革，许多人富裕了，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是通过辛苦工作获得的，他们不考虑社会，只想把财富留给自己的后代。

胡润说，你不会指望一个40岁的人花在慈善上的时间和精力与他投在创造财富方面的时间和精力一样多。这不是没有道理。市场经济刚刚过而立之年，财富新贵尚且稚嫩，中国的慈善理念即便正常发育，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把中国富豪中排名前五六十名的人都叫了去，打算让他们每人捐个千万或一亿的，显得像搞运动式的“大跃进”了。

在美国，也不见得富人赚了钱后做慈善真就都菩萨心肠，奈何法律规定钱花不掉死了多半算遗产税都归入国库，要是主动捐了能抵了这税，还能白捞个好名声。难怪刚刚坐上中国首富宝座的宗庆后说，他并不欣赏动辄就捐资产的慈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捐出全部资产的行为背后，不过是无法支付高额遗产税和企业避税的变通做法。

社会的慈善理念跟社会制度离不开。中国青年报所作的一份关于是否开征富人遗产税的调查显示，11203名被调查者中，48.46%的人表示“目前不适合开征”，有34.03%的人认为“目前适合开征”，有17.51%的人表示“不清楚”。调查还显示，52.6%的人认为，“美国富豪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与征收遗产税相关”。

除了促使富人做慈善的激励措施欠缺，就是中国慈善体系也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透明的庞大体系，让富豪们担心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出去，像是丢到了不出声的湖里，打了水漂。

但是，中国富豪的慈善理念随着社会法律、慈善体系的逐渐完备在增长吗？这真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指标。陈光标说，我希望树立一个榜样，影响更多人对财富和生命的看法，并让他们回馈社会。宗庆后说，捐出全部资产并不是真慈善，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他们也许说的都对，不过全世界的富人静心听听全球首富对待财富的看法，也许会有另外的启发。

也许拥有多少钱，捐出去多少钱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毕竟帮助别人的形式是多样的，慈善只是人们起了一个名字，它不一定能涵盖一切有关责任和爱的行为。对于富人来说，如何去看待他的财富将会是一生的功课。听听盖茨的看法会有或多或少的教益。

现在的社会，品牌、档次成了自我实现的标志。住别墅的自然要比住板楼的人自我实现得好，一个贫穷的打工仔不大可能得到都市人的认同，但一旦他住上了别墅，开上了高档车，便一定得到曾经鄙视的大都市人的认同。人总是追求幸福的，不过消费主义者会告诉你，消费档次的高低决定了你的幸福指数。这就是金钱一直在潜移默化推销给全社会的法则。

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多么可笑啊，你会信吗？

也许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真的只是想和越来越受世界瞩目的中国富豪们聊一聊，谈谈“舍”与“得”的古老哲学，聊聊给予的艺术，聊一聊一个财富老人晚年的感想。

毕竟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次晚宴没有了必须付几百万美元的门槛，想必不少人想要见识见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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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今年九月底，美国的世界著名企业家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将专程来中国北京举行隆重劝捐晚会，活动将邀请中国50位著名企业家参加。对比尔·盖茨等人如此热心于全球的慈善事业，特别中国企业界捐赠事宜，作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本人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并对他们此行的圆满成功提以下两点忠告：

第一：借此宣布将他们在中国投资经营每年获取利润的一半，捐给中国办慈善事业。中国人目前的人均收入还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目前还有大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中国当今13亿人民的社会保障、生活质量，离美国国民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应该得到世界著名企业家的关心和帮助。多年来，你们二位在世界各地做了不少善事。目前，你们二位的下属企业每年在中国都有相当丰厚的收益，以往多数带回美国，捐给中国办慈善事业的不多。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高调的声明。你们最好能借此机会，宣布愿意像在美国和其他五些地方那样，将个人每年在中国的巨额营益公开透明，并将其中的50%捐给中国办慈善事业。这样，肯定有利于中国人更好地理解你们此行的诚意和决心，有利于更多中国企业家的仿效，与你们一道加入慈善事业的洪流中。

第二，举行的劝捐慈善晚宴要尽量的简朴。中国人搞慈善捐款是帮助有困难的穷人，一般不搞大操大办的豪华盛宴，这样做容易被百姓误会成是在“作秀显富”、“浪费挥霍金钱”。中国人历来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尽管目前中国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制建设还不很健全，但像我老家闽南，早就形成这样的风俗，一个人不管身在何处，不管是在海内还是海外，一旦事业有成，就会主动捐款尽心为家乡办一些公益事业，如创办学校、老人会，修桥造路等，但捐款时多数人从不大办酒席，成功后也不会花巨资打造供自己享用的帝王式的豪宅，而是仍过着节俭的正常人的生活。当然美国有美国的国情，更何况你们发展的早，富可敌国，拥有的财富是中国目前成功人士的成千上万倍，可以放手地在美国富人区花上亿美元兴建帝王豪宅供自己享受。但入乡随俗，既然来到中国了，此类活动毕竟不是商业活动，还是节俭为好。这样，你们此行的效果才会更好些，才会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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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PK：首善之善与首富之善都值得期待

拒绝了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后，大陆首富宗庆后却在记者面前大谈慈善。“有钱人的钱多到一定的程度，这些钱就不是自己的，它应该是社会的，要为社会带来更高的综合收益。”在宗庆后眼里，他要坚持的，就是把娃哈哈做成世界一流的大品牌，真正的民族品牌，让更多的人因为娃哈哈的存在而生活无忧，这样才是大善（见9月8日《海峡导报》）。

明明是在慈善面前紧紧攥紧自己的钱袋子，想做“铁公鸡”——一毛不拔，反而说自己是最大的“善”，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善”从何而来？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再是自己的，但是他们都共同署着一个相同的名字，那就是“伪善”。明明是个人的财富，确硬说是社会的财富，难道宗庆后真的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了。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当然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财富捐或是不捐。因为这个财富毕竟是属于宗庆后个人的，他自己有权利决定怎么使用。然而在慈善面前一毛不拔，却不忘给自己贴上慈善的标签，而且普通的慈善标签，似乎代表不了他自己的“慈善”，他还要找一个“大善”的帽子给自己带上。

慈善捐献代表着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良知，在灾难来临自己，一些企业家慷慨解囊，捐献慈善捐款救济社会，其行为是何等的高尚。而有的企业家在此时，却在考虑着怎样在消费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却口口声声宣扬自己的行为是在奉献社会，是社会最大的“大善”。有的人的大善，是用行为来表达的。有的人的大善，却只用口头来表达。

要为社会带来更高的综合收益，实际上就是我要赚更多的钱的翻版。这个钱当然要从消费者身上赚，把自己的钱袋子装的满满，却说这是社会的财富。在慈善面前不拔一毛，却自称自己是大善，颇有一点立牌坊的意思。

其实中国与国际上的慈善观都是相通的，把财富奉献给社会才是真正的慈善。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2008年6月27日正式退出微软公司，并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尽数捐到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国内在每次发生自然灾害后，许多企业家都康解囊，许多捐献会场你捐一百万，我捐三百万。你捐五百万，我捐一千万。这样的捐献晚会像是拍卖，看得让人热血沸腾。然而这些人都没有敢给自己贴上大善的标签。而有的企业家在此时，如同在人间消失了一样，而事后同样不忘给自己戴上一个“大善”的帽子。

一毛不拔，奉献社会，这就是“铁公鸡”的慈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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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更缺的到底是什么？是中国富豪们捐出一半的身家，还是提高公共福利的水平？

美国亿万富翁月底要来中国开慈善宴会的消息，再次引发了公众舆论对中国富豪的指责。有媒体报道，一些获得邀请的中国富翁担心会被“劝捐”，少数人因此拒绝了晚宴的邀请。除了对“为富不仁”者的道德谴责，也有评论指出，目前中国的捐赠机制不透明，慈善环境有待完善等也是中国富豪闻“捐”色变、裹足不前的客观原因。还有评论认为，盖茨和巴菲特要在中国推广慈善须入乡随俗。将美国的做法直接搬到中国来，未必能够起到好作用，说不定还会起反作用。

慈善捐赠，作为个体性的道德行为，当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的，例如关于捐赠扣税的制度性安排；另一方面，更广泛也更具影响的，是私人慈善道德的培养。在美国，以捐赠宴会的方式筹集款项是很普遍的。发起人可以是名人、富豪、机构，也可能只是极普通的村妇、老叟，甚至是孩童。其规模可大可小，差距很大。这种方式在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的确还有待检验。但依我的看法，募款方式并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制度欠缺，尤其是整个社会慈善道德的欠缺才是中国慈善不昌的根源。从这个角度来看，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行，就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富翁捐款大赛的比拼了。

慈善的目的，是造福人类。私人慈善发达，可以直接改善部分人群，特别是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但要改善整个社会的福祉，则有赖于公共福利水平的提高。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大发展，说“举世瞩目”不为过。前不久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增长率。我国的公共福利水平是否得到了与此相应的提高呢？仅从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等方面来看，不用讳言，政府尚有不少需要改进和可以提高的地方。

私人慈善，依靠的是社会力量；公共福利，更多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理想状态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则更为复杂。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公共福利属于较低的水平。而且在公众舆论中，公共福利和私人福利的“形象”往往是相反的。因为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公共资源分配导致的不公平等问题，公共福利常常成为纳税人和政客批评的对象。而另一方面，私人慈善通常是受到推崇的。以私人慈善取代公共福利的呼声时有出现。政府靠不住，这可能是美国私人慈善特别发达的一个重要背景。

但我们也须注意，美国公共福利的低水平只是相对于欧洲福利国家而言的。其公共福利政策受到公众批评，并不是公众不需要公共福利，而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政府的作为不尽如人意，没有办好本该办好的事情。以中国的现状，在公共福利和私人慈善双双欠缺，政府主导社会的情况下，切实提高公共福利水平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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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盖茨不久前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携此“善意”，盖茨与巴菲特打算本月底来中国，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有消息称，因为担心劝捐，一些受邀的富豪已婉拒了邀请，没有婉拒的也对此极为低调。

但也有例外者，有着“中国首善”美誉的陈光标就公开向巴菲特和盖茨写信，宣布将在死后捐出自己全部财产。

相对于陈光标的“裸捐”承诺，我们更需要关注和思考富豪群体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为什么对慈善如此讳莫如深。从经济实力而论，中国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指日可待，2010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中国以64名富豪人数仅仅居美国之后排名全球第二，中国百万富翁的人数也以47.7万人位列全球第四。很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为中国成为一个慈善大国创造了绝佳的物质基础。然而，如果比较中美两国在慈善捐助方面惊人的差距，就令人颇觉尴尬：数据显示，美国慈善捐助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第二位的英国这一比例为0.73％，而中国2009年全国总共收到捐赠约332亿元，占GDP的比例不到0.01％，不到美国的1/170；如果看人均，美国人均捐款额则是中国的7000多倍。

中国的富豪们为什么对慈善不感兴趣？即使乐于捐助者，也不敢大声地宣布自己的慈善行为？这里面，除了慈善组织、法治和税制等的缺乏之外，很显然，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个宽容慈善、鼓励慈善和善待慈善的大环境。以新华都的陈发树为例，当其宣布捐出其全部股权成立中国最大的慈善基金时，大多数的舆论都在质疑陈发树为什么这么做，逃税论有之，套现论有之，用慈善来发财的议论也是甚嚣尘上。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均的确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管如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善待慈善行为，戴着有色眼镜看慈善，这本身就是应该反思的。

中国慈善事业真正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面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富豪数量的激增，中国终将迎接一个慈善社会的到来。大量的慈善机构不断成立，除900多家公募基金，中国已有349家非公募基金，正式登记的慈善组织已有41.4万个，而旨在鼓励慈善义举的制度和法规都在完善，只是，必须看到，社会对慈善的认知和宽容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一片带刺眼光的审视中，陈光标大声地宣布将捐出全部财产，但只有一个陈光标是不够的。当我们对富豪的慈善行为总是站在道德法官的高度进行审判时，对巴菲特和盖茨的盛情邀请，中国富豪们选择沉默或者退却，恐怕也有可以理解的成分。而要改变这一现状，除了依靠富人们的“自觉”，我们的社会也有必要营造一个善待慈善的舆论环境，让富人不再带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去做慈善。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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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世界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将于本月底来到中国，拟邀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据报道，许多富豪拒绝了邀请，只有在汶川地震中闻名全国的亿万富翁陈光标不但高调接受邀请，而且在回复两位美国富豪的公开信中承诺死后捐出全部财产——— 即坊间俗称的“裸捐”。

对陈光标此举，很多人大加赞同，并以此和那些不愿参加晚会恐被 “逼捐”的中国富豪做强烈对比；亦有人认为陈光标是作秀，是在邀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陈光标辞世时账面上还能有多少银子。

我以为，即使陈光标有 “作秀”、“邀名”之意愿，也无可厚非。行善不欲人知固然是高风亮节，但公众人物高调从事慈善也对社会有良好的倡导作用。而且陈光标也不是光说不练的富翁，近年来他每年都为慈善业捐出了大笔财富。而对那些躲着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富豪，亦不必在道德上过于责备，把他们和陈光标进行强烈对比，也许失之于简单。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说捐钱就是有爱心，不捐钱就是没有爱心。在我看来，那些不捐钱、低调行事的富豪与明星，总比那些诈捐或者只拿慈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人要强。

中国的慈善业环境不尽如人意、中国的慈善文化有诸多欠缺，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难道这些有钱人天生就是见钱眼开、一毛不拔的“奸商”？问题恐怕不能这么看。

人是喜欢财富的，希望能发家致富；同样，多数人是有同情心的。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那些亿万富豪、千万富翁（婆）应当说生理需求已经完全满足了。照理说，他们有着强烈的获得社会认可、尊重、信赖的需求，资助慈善业正是实现这种需求的合适方式。

但是，别忘了，有钱未必就能满足安全的需求——— 这本是低于尊重需求多数平民都能实现的寻常需求。“胡雪岩宿命”是许多富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若连起码的安全需求都没有解决，怎么可能让更多人去投资来实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呢？即使一些富豪捐钱也是为了取悦于手握大权的官员，是一种对权力献媚的表态，希望以此来提高人身与财产的安全系数，而非单纯地出于同情心或希望获得社会尊重。而安全不仅关乎自己，也关乎子女。在一个规则相对公平、社会各种保障制度健全的社会里，过多财产留给子女往往对子女的人生起坏的作用，而比尔盖茨这种考量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富豪，因为环境不同，中国的富豪更有将财富留给子女的迫切心情，因为在此环境下，钱多看上去总比钱少和没钱更具有抗风险性。

在今日中国，大笔捐钱给慈善业，未必就能实现尊重的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许多人财富积累的原始阶段，确实不那么光明正大，公众虽然不能说普遍“仇富”，但对富人普遍的印象确实不是那么好。为此，有些富豪发现他们即使捐钱，也没人会尊重、信任他们，除非是社会逼捐，否则还不如省下那笔钱给子女花！这种心理转变起来肯定得有一个过程。（十年砍柴 知名网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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