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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共富需打破分配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高收入领域一直被垄断企业绝对“垄断”。曾流行一时的“抢身份”、“抢行业”、“抢饭碗”，就是指水电、通信、石油、化工、金融、烟草、煤气、地产、电子、销售等行业。只要能“抢”到，便可获得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高享受、高身份等。相对于西方分配制度来说，这属于典型的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范畴。长此以来，严重地扭曲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因而，也造成了我国贫富悬殊和差距的历史原因，并直接导致了我国前30年贫富差距的症结和社会主要矛盾。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这是个可怕的信号！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正处在贫富落差的风口浪尖。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和“决口”。依国际标准，10年前，我国贫富差距早已突破保证界限。缩小贫富差距、打破分配不公等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首要解决的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基本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必须像坚守防洪大堤一样死守我国贫富差距的“红线”和“决口”。

前30年，已造就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30年，在全面推进第二轮分配改革中，更应先考虑新工人群体的生活、生存、福利和致富问题，使之成为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所以，理应在第二轮分配改革中，让新工人群体进入后富群体，让他们中的一部分率先富裕起来。

政策支撑是“富二代”源泉

在支持和允许一部分新工人群体先富裕起来的同时，在国家出台统一的政策和法规下，各省、各区域更应根据适合本省、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和举措细则。这样更有利于推进让“新工人进入后富群体”的步伐。

首先，出台的政策要保证新工人群体的就业。亿万新工人进入城市就业，不仅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也为城市发展和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打工经济已成为新工人增加现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对改变中西部地区落后状况的有力支持。据统计，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民外出打工总收入相当或超过全省财政收入。农民进城既为农村带回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又为家乡脱贫致富和实现农村城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亿万农民工已成为推进城乡统筹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其次，出台的政策要保证新工人群体的福利。要让工作岗上的新工人无后顾之忧，政策要从新工人的就业本身出发，涉及社保和医保、生活和居住环境、子女上学、自身学习文化等方面入手。

其三，出台的政策要保证新工人群体的致富。各级政府的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切实做好为新工人群体创业者的服务，为新工人群体的创业提供优越于其他企业的政策。

其四，出台的政策要保证新工人群体的权利。这个显得非常重要，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新工人群体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很多合法权益有时候根本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尊严。所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当务之急头等大事。

新工人群体创业、经商和就业，对我国城乡发展将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超大规模的新工人群体的涌动和流动，国家相关政策和措施却严重滞后，新工人群体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及时摸清新工人群体的流动动态。把握新工人群体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探索新形势下确立新工人群体合理流动制度的新思路，才能从真正意义提高新工人群体的收入。以便在第二轮分配改革中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一切政策和制度均裸晒在阳光下。提供各种有利条件，让新工人群体进入后富群体，成为“中国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