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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是利益。

《通知》强调，“对于包庇、纵容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的腐败分子，以及在食品安全监管和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中收受贿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加大查处力度，依法从重处罚。”

按照“中国式阅读理解”，可以读出，现在“收受贿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已成为值得一提的障碍了。

这点很容易理解，当食品行业以万亿元为单位、单体企业常常规模以百亿元计时，许多名头很响的食品加工企业并没有太拿得出手的竞争力，而对于低水平的竞争来说，与公权力嫁接是控制成本的最有利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因素合成在一起的效果是，《通知》对食品相关企业的震慑力是有的，这也很有可能促使它们加大非生产经营上的开支——也许有些人会称之为贿赂，但对于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效果却很难讲。也许会杀个把人，但更多的人可以借助“产生×××的原因有很多”这一强有力的句式中安全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