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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暴力维稳的代价是什么？是为自己制造对立面，甚至“敌人”。除此外，我觉得更应重视的是，暴力维稳会膨胀暴力内在的“恶”，从而使得施暴者本人成为危险之源。还是以安元鼎为例，自古绿林的一个规矩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似乎不太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但即使按这一“传统”来衡量，安元鼎也是不“及格”的。因为地方政府委托其关押、押送进京访民，不大可能明确提出要它对访民施暴，因此，安元鼎“黑监狱”中的种种暴力行径，应该多半是由其自行“发挥”和“创造”的。此外，安元鼎之“恶”还表现在：为了多赚到佣金，不惜用骗术骗取访民的信任，把他们交给地方政府；以及主动出击，四处撒网，拉关系搞腐败，把地方政府的维稳需要变成自己的一桩大买卖。

在这里，安元鼎本身成了“罪恶”的根源或一部分，我们可以合理想像，当安元鼎们充当社会维稳的基本力量时，一旦它尝到了本属于政府的权力的甜头，谁敢保证它不会像政府一样，滥用权力，甚至异化成一个黑社会组织？而对于一个掌控着3000名训练有素的保安的公司来说，假如它黑社会化，其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还用说吗？

所以，安元鼎“黑监狱”这个活“样本”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不制约权力和暴力本身是不行的。如果以为借助暴力甚至黑社会就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少找政府一点麻烦，这不过是一种阿Q式思维。因为这样的稳定即使能够维持于一时，也不过是在把矛盾往后推，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到时可能爆发得更厉害，激起社会更大的暴力对抗。（邓聿文 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