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集中报道“逃回北上广”潮，是前几年“逃离北上广”的后续。主体都是相对北上广的外地人，自然再之前有“挺进北上广”。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包分配，单位包福利，“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知青下乡和三线建设，主要从沿海流向内地。改革以后逐渐放松人身控制，内地人才持续外流，被形象地称为“孔雀东南飞”。

当年东南飞，是寻求机会。最近成为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的潘石屹，毕业时分配到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据说办公室新来一个女大学生，选桌椅时非常挑剔，潘劝她凑合用，她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我陪我一辈子。”1987年潘石屹辞职，揣着80块钱来了广东。

这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每个人都应该去他的时代的罗马、长安生活。一代一代无数的年轻人怀着梦想出发。在今天的中国，就是去北上广。

而“逃离北上广”说明机会少了。机会少了，有代际竞争的原因，电影《求求你表扬我》开头范伟说什么是幸福，“内急的时候，就一个茅坑，你占上了我没占上，你就比我幸福。”

更严重的，北上广一向领风气之先，可能反映“制度红利”的枯竭，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入“深水区”，石头越来越难摸，既得利益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则是生活成本，主要是房价畸高。白居易刚到长安，文坛名宿顾况调侃他的名字：“长安物贵，居大不易”，等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赞叹“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而北上广的生活成本，已经有句如此也大不易。又和机会少互为因果，地产金融泡沫和实体经济衰败互为因果。

北上广尚且如此，内地的情况普遍更差。所以又逃回，太折腾了。理解他们有难处，但另一方面，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就这一刻，又有多少热血青年上路。我给不了他们什么建议。有一点，就像中国商业正在发生的，从机会驱动转向战略驱动。职业生涯一年、三年、十年前后是个坎。过去强调十年的瓶颈，现在也许三年更重要，这时确定定居城市，逃离或挺进北上广还来得及。一旦确定，不要轻易更改。□贺兰